勤笔耕,帮郭澄清誊稿 幸运来,到财税局上班—求师记

文|谢学军

勤笔耕,帮郭澄清誊稿 幸运来,到财税局上班—求师记

通过到报社求师问事,在通讯报道方面我懂得了不少知识,天天看报纸,找核心,抓重点。

我的父亲,当时担任第二生产队的小队长,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抗战时期,曾给八路军送过信,解放战争时期,还随部队南下支过前。父亲对当时只抓革命,不搞生产的做法很不满。

一天晚上我问父亲,眼下生产队的困难是什么?父亲抱着头,先是咳了一声说:“眼下的困难是有部分人只革命,不干活,还得记着全日工分,秋后不少分红,闹得干活的人们也没劲干,庄稼管不好,产量要减少,这是明理。”

我赶忙说:“爸爸,我支持你,这就是当前的重点,也符合社论精神,写文章辨明这个理。”

我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庄稼管不好,囤里粮食少》,《地里不出工,去喝西北风》的小评论,先是被县广播站采用,日后又写在村里的黑板报上。你还别说,舆论宣传真顶用,那些打着“革命”的旗号混工分的人也都下地了。父亲高兴地说:“成天喊破嗓子,不如写篇稿子。”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懂得了笔杆子的重要,更进一步激发起写稿子的积极性。谁知这样做了后,却给自己招来了麻烦。

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写稿子,突然听到外边有叩门声。我趿拉着鞋子赶紧去开门。眼前,站着两位全副武装的民兵,他们每人背着一支三八步枪,虽然子弹袋是空的,但也披挂在身上装模作样。这二人板着脸,倒背着手,装腔作势地说:“学军,到村革委会去一趟。”

我问:“干什么去呀?”“到了你就知道了。”这二人边说边走了。说真的,我还是个少年娃,哪经过这阵势,想找父亲商量。

正好父亲在生产队里记工分回来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父亲说:“叫你去你就去,脚正不怕鞋歪,不要怕他们。”

我来到村革委会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是上门叫我的,我认识,是同村老乡。那另一个人我不认识,听口音不是本地人,那两个同乡叫他郭队长,是上头派来驻村的工宣队领导人。那时,村子里还没电,照明都是用煤油灯或蜡烛。只见郭队长坐在蜡烛旁,有限的光线照在他脸上,半明半暗。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三支香烟,给同村老乡每人一支,自己在蜡烛上点着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三个人吐出的烟雾,就像冬季里的雾霾,遍布了整间屋子。紧接着,郭队长问我:“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他提高了嗓门大声说:“你小小年纪不好好学习,成天写什么稿子,煽动他人不进行革命和造反,你这是搞破坏。不是看你还不到成年,凭这一条就应该关你的禁闭!”

听了郭队长的话,我如同吞了一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厌恶,气得我眉毛竖起,脸上暴起了一道道青筋,心中的火气顿时喷发出来,开口顶撞了他:“郭队长,你这是说的啥话,我身犯何法,又有何罪?我不图麸子不图面,义务搞宣传不对吗?当前党报社论的重点,就是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学生复课。按照社论精神写了几篇稿子让大家下地干活,凭什么关我禁闭,庄户人家不种地吃啥。”

郭队长见我顶撞了他,拍着桌子喊道:“反了你了,敢顶撞上级领导,来人哪,把他送到公社革委会去!”

我的气也上来了,用手拍着桌子大声喝道:“你敢!真那样,马上叫家里人找俺老师去,把你们的所作所为登在报上,到那时恐怕你们的乌纱帽也保不住。”

我冲着郭队长发了一通火,这样一来,倒把他的气势压下去了。他问那两个同村老乡:“谢学军的老师是谁?”

我说:“别问他们了,我说给你吧,俺的老师就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大作家郭澄清,还有王金铎和艾传贞,他们都在武装部里办公。”

那个年代,地方实行了军管,凡有军方参与的事无人敢挑剔。郭队长叫出两位同村老乡,在外屋嘀咕说:“别看谢学军人小,根子却硬,咱真惹不起,你俩在这里看着处理,我还有点事情。”边说边蔫溜了。

那个郭队长走后,两个同村老乡笑嘻嘻地走进里屋说:“学军,别怪我们,这都是队长安排的,你要是有时间,咱在这里打打牌呀。”我听出来了,这是让我走呀,我二话没说,便转身回了家。

打这以后,我的腰杆子更硬了,稿子写的多,用的也多了,在全县出了名。公社和村里的干部见到我,老远就打招呼。时任常洼公社团委书记的郑若林,每逢假期把我抽上来专业搞通讯报道。村里的小青年在地里干活,只要有我在,就干得特别有劲,总想着让我把他们的事写成稿子,登在报上扬扬名。走在大街上,有人叫我谢记者。我听了也觉得美滋滋的,心里想,多亏有个好老师。

有一次,省军区办的《山东民兵》刊物来了个程编辑,在宁津组织稿件,艾组长把我们二十多名通讯员召集到武装部,由郭老师坐镇,每人写一篇稿件。我正愁着写什么好呢,郭老师走到我跟前说:“当前农村正是生产大忙季节,用什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呢?”

我说:“用突出政治。”郭老师点了点头说:“想个新题目,写篇小评论吧。”按照郭老师的意思,我写了一篇《要忙到点子上》的小评论,被《山东民兵》选上了。《山东民兵》组织了五篇稿件有我的一篇,大伙都很羡慕。有个叫刘俊江的通讯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神童”。我说:“什么神童不神童的,登篇稿子,累坏脑子,这不全亏郭老师嘛。”

又过了些日子,我在《大众日报》头版位置连续登了两篇故事,一篇是《花生要往哪里卖》,另一篇是《老民兵教子》。这下子可出名了,虽然全县被登稿的人不少,可真正登在头版上,那是很不容易的。县报道组也重视起我来,把我编入到骨干通讯员行列。从此,我和郭老师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问他,写了稿子也经常让他修改。每次去郭老师那里,他总是说:“来宁津不要在外面吃饭,到我这里吃个热乎的。”随后从他抽屉里拿出点糖块给我吃。

记得有一次县里召开全县宣传工作会议,艾组长让我和刘俊江在大会上发言,介绍自己写稿的经过。这下子可难坏我了,别看平时写个“豆腐块”“火柴盒”的不觉怎么难,要写几十分钟的发言稿,那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晚上,我找到了郭老师。

郭老师住在剧场附近的一个小四合院里,这院子住着四户人家,报道组里的王金铎老师也住在这里。那个年代,上班的人们住的都是公房,有的一家大小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有间房,就算不错的,没房的每天下了班骑自行车回家。那时,见不到腐败,见不到特权,官兵都一样,别说“老虎”了,就连个苍蝇也很少有。有时我也纳闷,为什么穷者廉,富者贪呢,现在我总算明白了,这是一个道德和法治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应该不断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才能预防犯罪。

郭老师正在屋里写东西。我怕打搅他,在他的侧面等着,他左手夹着一支香烟,写一行字就吸一口。我用眼瞟了一下郭老师写的内容,原来是《大刀记》的提纲。打这我才知道,《大刀记》是从1967年以前就已形成框架。我站在郭老师侧面轻轻咳了一声,这时郭老师停下笔来,吸了口烟问我:“吃饭了吗?”

我说:“在招待所会议餐上吃过了。”没等我开口说明来意,郭老师便说:“你的发言稿要分三方面写。第一、对写稿的认识,第二、写稿中遇到的困难,第三、怎样克服困难取得成绩,先把框架搭起来,我再给你修改。”

我惊讶地问:“老师,你怎样知道我要问这些?”郭老师笑着说:“知徒莫如师嘛。”从郭老师那里回来后,我开了一夜快车把发言稿写完,第二天一早拿到郭老师那里修改。稿子经过老师一修改,和我写的大不一样,句子通顺,生动活泼。有的地方还加上了顺口溜,读起来,有的地方叫人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地方催人泪下。比如,有人讽刺我写稿,郭老师是给我这样改的:不知愁,不知臊,小毛孩子庄稼料,活总识了俩半字,就想写稿登登报。结果在发言时逗得满堂大笑。时集代表队有位女同志,散会时她在门口截住我,捂着肚子笑着说:“小谢,你真逗,谁给你出的这些花花点子,你的发言笑得我肚子疼,咱说好了,我结婚刚怀上孕,如果笑得流了产,和你有算不清的账。”

我说:“大姐,法律上哪有笑出病来负责任这一条,我的发言如果这样管用,计划生育就不需到医院去做流产了,再说我哪有这本事,这些句子,是俺老师添上的。”

“是哪个老师?”大姐问道。我说:“是郭澄清老师。”大姐赶忙说:“我这是和你逗着玩,别让郭老师听见。”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水平和能力。打这以后,外地一有到宁津来取经的,都让我和刘俊江过来发言。我天天想着写稿的事,特别是放学回家后,干着活也是想,村里的人们都管我叫稿痴。有一次,母亲让我往水缸里挑水,我拿起扁担和水桶就走了,吃早饭了还没挑一趟水回家。母亲认为我把水桶掉到井里了,赶快出门去看。刚一出门,邻居李奶奶找来说:“他嫂子,俺家里的水缸你儿子都挑满了,已经没处倒了,把水挑到家来吧。”母亲想,他家不缺劳力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见了我一问才知道,我尽想写稿了,走错了家门。

1968年秋,我去找郭老师。艾组长说他去了济南军区三所,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个啥单位,现在才明白是军区第三招待所。因为宁津形势不正常,怕红卫兵再找郭老师子虚乌有“老虎”的旧茬,武装部让他去那里暂避一时。到了1969年末,郭老师又回到宁津,继续整理《大刀记》内容提纲。

有一次我问郭老师:“写这么多提纲干么?”郭老师说:“要出书得先写出提纲来让上头批,上头批不下来还不能写。比如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开始是京剧大师李少春演的,上头审查时间他个头矮,后来又换成了浩亮。这说明上头批不下来的事白忙活。”

我接着说:“老师,我也给你讲一个刚经历的小事,前两天生产队通知我村各家各户,到常洼供销社买碱面和红糖,不到三角钱的东西我排了一上午的队,好不容易挨上号了,却向我要供应证。我说还没办呢,营业员爱答不理地说:‘等批下来再说吧。’一气之下我就走了。等了半个月供应证才下来。吃发面窝头没碱面哪行,害得全家吃了十多天的酸干粮,现在胃里还泛着酸水呢。”

郭老师听后笑着说:“上头不批不行吧。”

1972年,我正在学校读高中。暑假期间,县通讯报道组让我去县里开会。那时的通讯组在县委西楼,这座楼完全是砖木结构,走在二楼的木地板上,就像敲鼓一样咚咚的响。我在这里碰到了郭老师,并向他简要介绍了我最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抗日故事《手枪班长》,讲述的是本县长官镇刘廷献村,抗日英雄丁清常在区队手枪班打鬼子的事。

郭老师看了看我写的底稿,然后说:“内容和题材都选得不错,要放好别弄没了,等我忙完了《大刀记》后,一定给你修改好,找个‘婆家’嫁出去。”接着,郭老师看着我写的底稿像发现了什么似的说,“哎呀!小谢的钢笔字写得不错啊,能不能给老师帮几天忙?”

我急忙说:“老师过奖了,这还求之不得呢,现在正是学校放假的时候,有时间。”

“那就一言为定吧,过几天我通知你。”郭老师边说边走了。

从县里开完会回到家,我天天盼着郭老师给我来通知。盼着盼着通知就来了,是公社革委会的秘书宋风和专门骑自行车送来的。他先找到村支书,支书又把我叫到大队,当着面宋秘书对支书说:“小谢假期去县通讯组帮忙,每天给他记整劳力工分,再给他开个介绍信到粮库兑换点粮票。”说完,宋秘书回去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高兴地唱起河北梆子《大登殿》:“金牌调来银牌选。”村里的人望着我说:“学军又得喜事了,要不这么欢喜?”

1972年,是宁津县新闻报道的鼎盛时期,通讯组每次开大会时,县里的一把手都十分重视,并且还去讲话。通讯组在县委大院也算是个重要部门,全县的通讯员你来我往到通讯组修改稿件。当时的宁津宾馆叫招待所,负责接待县委、县革委因工作当天回不去的人。通讯组的人就安排到招待所住下,住的天数多了,还按会议标准,每天给五角钱的伙食补助。现在这五角钱顶不了么事了,那时一个科局长每月才挣四五十元钱,五角钱的伙食一个人三顿饭就够了。

接到通知后,我来到县委通讯组,被安排到招待所住下。招待所里的所长现在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可他有个外号叫“老八路”我还记得很清楚。所长对我说:“你住在三排九号,和老郭挨一个门。”

我问:“哪个老郭?”所长说:“就是澄清同志。”

我心里一阵高兴,做梦也没想到和郭老师住在一块。接着所长又说:“按会议标准每天五毛钱的补助,走时在会计室结账。”

我登完记买了饭票,跟着服务员崔大姐来到三排九号。这是一个双人间,屋里摆放着一张两屉桌、一个盆架和一个脸盆,有个暖壶也不太保温。我问崔大姐:“像这样的屋子住一天得花多少钱?”崔大姐说:“才六毛,一斤羊肉钱。”一切安排完毕后,我到了三排七号郭老师住的屋门口。隔着玻璃看到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心里就纳闷,郭老师怎么还不来呀。回到屋里刚坐下,就听到郭老师的房门响,我以为是他来了,出门一看,原来是招待所服务员崔大姐到屋里拿暖壶。

我问:“崔大姐,郭老师怎么还不来?”“听所长说他去北京了。”崔大姐一边锁着门一边对我说。

我听后感到很焦急,假期快过去一半了,老师的任务能完成吗?又过了几天,晚上刚想睡下,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郭老师来了。我赶忙让崔大姐把郭老师的门打开,随后,我又将郭老师装得满满的一大提包《大刀记》底稿搬到屋里,说:“老师,这一提包东西你是咋弄来的?”

“下了汽车,花了四毛钱,雇了个脚蹬三轮运来的。”再想问什么,回头一看,郭老师倚在被上,打着呼噜睡着了。从他的呼噜声中,感觉到郭老师已经是困极累极了,他这种忘我无私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平时不爱流泪的我却被这英雄气概引出了泪花。

诸位,当你看到一本本优秀作品时,当你在作品里享受到快乐和兴奋时,这里边包含着作者的挫折、劳累和辛苦。正如郭老师在我的发言稿中添上的那句话:坐疼了屁股累弯了腰,伤坏了脑子谁知道。

一个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鸡叫三遍后便起了床。以为郭老师还没醒呢,可开门一看,他屋里的灯早就亮了。从窗外望去,他正整理《大刀记》的底稿呢,桌子上、床上放得各处都是。我敲了一下门,郭老师在屋里说:“小谢别进来,我屋里正乱套呢。”直到早饭铃响了,郭老师才走出屋子。饭后我问郭老师:“《大刀记》不是改过了吗?你的好友梁浩然作家不是也知道吗?怎么还改?”郭老师说:“是出版社让改,我想出第一部《血染龙潭》,出版社说里面缺少党的领导,那是清末民初的事,共产党还没成立呢,哪有党组织呀。”我看出郭老师对这件事很难为情,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不愿意写违背历史的事,这是一个创作者的天职和本分。

郭老师写东西有个规律,一般是白天构思,晚上打夜作。所以他白天回家,每晚上来。他修改一晚上的小说稿,我誊写一天还要晚上加班。郭老师对誊写要求很严格,你即便誊错了一个标点符号,整页就让你重新写。在这期间,我跟郭老师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写作技巧和语言运用上,我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在招待所的日子里,每晚十二点以前郭老师没睡过觉,各个房间的灯都熄了,唯有他屋里的灯还亮着。

灯光,标志着一个作家为党为社会的忘我无私,也标志着在创作中的酸甜苦辣,还标志着这种拼搏精神,是每一个作者学习借鉴的榜样。

在给郭老师誊写的时候,我发现他用的稿纸有好几种,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有省里的、也有县里的。据我推算,《大刀记》不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写成的,从开始构思到正式出版,至少也得十年工夫,这件事艾传贞和王金铎二位老师比较清楚,因为他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过。

半个多月过去了,我没有完成郭老师的任务,学校开学的时间到了。我正准备回家,郭老师从屋里拿出一个纸盒子,里面装着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精装本,他对我说:“学军,别嫌弃,你受了这些日子累,就算有这么点意思吧。”我说:“郭老师见外了,你为党工作,我帮这点忙算啥?

哪能要老师的东西呢。”不管我怎么说,他还是把东西塞进了我的书包里。

在那个年代,有本四卷精装合订本就数高哉的了,这本书在同学中间传来传去,最后传到校长那里。校长问:“是谁奖的?”我说:“是作家郭澄清老师,上面还签着郭老师的名字呢。”校长很羡慕,他说:“我有四卷简装本,出去带着不方便,咱俩换换行不行?”

我说:“校长,不用换了,就给你吧。”打这,校长每逢去县里开会,总带上这本四卷合订本,在众人面前还有意识地将郭老师的签名漏出来,别人看到也很羡慕。从此,校长觉得学校里有位大作家的学生也感到自豪,并且先让我当了班上的团支书,后来又让我担任全校的共青团总支部书记,出头露面的事都让我去。

由于我长期用业余时间搞新闻报道,1976年,县里重点提拔,把我安排到财税局办公室做文秘工作。一个农村青年,没关系,没后台,进入了机关单位工作,都是依仗着个人奋斗,为党为社会无私地工作而得到的。

那是1976年的初春,当时我正在本村学校任民办教师。这天清早,老婆把我从熟睡中叫醒,嘴里还不住地念叨:“学军,快起来,今天准有好事情,我的左眼皮怎么一个劲地跳啊,俗话说左眼跳财吗。”

我说:“老婆,以后别整这迷信事,眼皮跳那是神经所导致,根本主导不了一个人的命运,真有好事情也是自己为党、为社会干出来的。”

我穿好衣服又洗了把脸,站在当院里深深吸了口气,觉得浑身说不出的舒服和高兴。阳光照在西墙上,显得特别鲜艳和温暖,使我不知不觉地唱起了京剧《沙家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一段。

我正唱得起劲,忽听得门外有人叫好,我朝门口望去,原来是村支书走进来。

支书笑着说:“学军,你有好运气了,县里来电话说安排你到机关去上班,今天上午让你到劳动局报到。”

支书说完就走了。我在院中高兴地蹦起来,这真是应了一句老俗话,有付出才有回报,真是苦尽甘来。

吃罢早饭,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去宁津的道路上。当我来到雒庄村西头时,只见有位中年男子站在路旁向我摆手。我以为是公安局自行车管理所的人,在这里检查无牌无证的自行车呢,结果不是。这位中年男子对我说:“小同志,是不是去城里?我的自行车破了胎,我在县城上班,你能用你的自行车载着我吗?”

这时,我立刻想起郭老师给我们讲的“写好事首先自己做好事”的话,赶紧说:“好,上车吧。”

路上,我问中年男子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单位上班。那中年男子说:“我在县财税局上班,你就叫我老刘吧。”

接着他又问我:“到县城干什么去?”我很得意地说:“县里给我安排了工作,到劳动局报到去。”老刘像个算卦先生似的,用肯定的语气说:“我算出你姓什么来了,你准姓谢。”我很惊讶,他怎么知道我姓谢呢?我想再多问几句,老刘跳下车子说:“来到县委门口了,劳动局就在县委大院里,到里边一问便知,你去吧,咱们还会见面的。”

老刘边说边走了,当时对他说的话我真有些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过来。我来到劳动局,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让我去找局长。局长的屋门敞开着,我走进一看,通讯报道组的陈志民组长坐在办公桌前。陈组长见到我忙说:“学军到了,我等你多时了。”我向陈组长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后问道:“这屋里的局长呢?”

陈组长忙说:“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我不在报道组工作了,调到这里当局长了,所以给县委打了个报告,把做出突出贡献的通讯报道员安排了工作。”

听了陈组长的话,我心里无比激动和高兴,打心眼里感谢组织,感谢党。接着,陈组长拿起电话说:“是财税局清福吗?你单位要的人来报到了,来目测一下吗?”只听电话里说道:“不必了,我们见过面了,让他来吧。”

陈组长放下电话问我:“你什么时候和财税局长见面了?听他的口气对你很信任呀。”

我赶忙说:“陈组长,可能是搞错了,我从来没去过那里。”陈组长拿出一张早已印好的报到证明信,又盖上劳动局的公章,说:“你拿着证明信去财税局报到吧,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自打和陈组长认识以来,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那可亲可敬、忠厚善良的面孔,一看就是一个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党,诚挚淳朴的厚道人。

那时的财税局,在宁津宾馆后面的两层小楼里办公,全局总共十八个人。我拿着报到信边走边琢磨,到那里先找谁呢?这时,我忽地想起在雒庄村西头碰到的那个老刘,他不就在财税局上班吗。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财税局的办公室,看见老刘正坐在那里看文件,我赶忙叫了声:“老刘!”老刘站起身来满脸堆笑地说:“欢迎小谢到来。”我们俩的对话,使全屋子的人们都愣住了,有人小声嘀咕说:“这准是上头来的人,要不小小年纪管局长叫老刘呢。”还有人补上一句:“宰相府里七品官吗。”

我接着说:“老刘,你领我找局长去吧。”老刘说:“不用找了,我就是。”我打了个愣,埋怨自己不该对领导这样称呼。刘局长看出我的心思,他笑着对我说:“你这样称呼对,什么局什么长的,我听了更别扭,同在一个锅里吃饭,都是为党干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刘局长把身子转向大伙说:“小谢同志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员工,他是作家郭澄清同志的学生,全县有名的笔杆子。”

这真是人的名树的影,他们虽然没见过我本人,可我的名字他们都知道,这个也和我握手,那个也向我问好。就这样,新的工作和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

勤笔耕,帮郭澄清誊稿 幸运来,到财税局上班—求师记

作者简介:谢学军,中共党员,山东省宁津县人。自1967年跟著名作家郭澄清学习写作,先后在中央、省、县报纸、刊物发表稿件200多篇,编写正能量新民谣2000多首,发表短篇小说《三出头》、《冯巧进城》、《春花被骗》、出版了长篇新民谣集和纪实文学《求师记》,受到社会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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