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唯一掌吏部管兵部的双尚书,在唾骂中完成军事改革重担

1521年的屯门海战、1522年的西草湾海战的指挥者都是汪鋐。因为这两次战役,汪鋐受到了嘉靖和军方关注。由此,汪鋐在地方上有了更多的锻炼,广东、江西等地方又干了几年,之后进京进入都察院、掌管吏部,从而为自己推动仿制佛朗机工作有了更大的可能。

嘉靖决定向西方学习武器发展

嘉靖一方面是因为军方推动,另一方也是因为发现大明军事力量过于薄弱了。

1523年爆发的争贡之役。再加上之前,正德朝在1519年的朱宸濠造反。这两次战役展现出明军的各种问题。因此,明朝无论文武还是皇权都认为:军事应该进行改革、整顿。

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三年,也就是1524年,南京守备魏国公徐鹏举等人上疏建议仿造佛郎机铳。当时的徐鹏举的日子儿也很不好过。

作为第一代魏国公徐达的后人,他的压力很大。新皇帝登基不过三年,藩王出身的他。一上台就打破“政坛规矩”挑起“大礼议”之争。由此可见,朱厚熜这位皇帝不简单。很有心思。

明朝唯一掌吏部管兵部的双尚书,在唾骂中完成军事改革重担

皇帝很有心思,做臣子的就难做了。有心思是什么?就是怎么捣鼓自己的权位,因此,看谁有威胁就会抑制谁。因此,徐鹏举感受到了威胁。先是在1523年被夺了俸禄,转而又被解除了兵权。所以,他甚感压力和心有不甘。总得做些什么,让皇帝看看自己不是吃闲饭的呀,因此,积极向皇帝推荐仿制佛郎机铳的建议。

嘉靖还真挺给徐鹏举面子儿,四月上疏当月二十三日就下旨同意了,要求南京方面组织人力物力仿制弗朗机铳和弗朗机战船。那时,明朝上下都管弗朗机战船叫蜈蚣船。

大明舍葡萄牙战船,专攻火器

其实,广东按察使汪铉在此之前已经上奏要求仿制,他认为:佛郎机战船长十丈、阔三丈,两傍驾橹四十枝,周围置铣三、四管,底尖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无风可以疾走。各铣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

由此,嘉靖皇帝就同意了仿造问题,也就同意了徐鹏举的奏疏。

徐鹏举接到圣旨后,立刻安排蜈蚣船由操江衙门建造、佛郎机铳由南京兵仗局建造。同时,调遣在屯门海战中化妆成米商成功策反葡萄牙战船上的华人杨三、戴明的主簿何儒,前往操江衙门监造。

嘉靖四年(1525年),南京方面造蜈蚣船一只、佛郎机铳(铜造)六副。

明朝唯一掌吏部管兵部的双尚书,在唾骂中完成军事改革重担

这艘仿造的弗朗机船长七丈五、阔一丈六,但仿造效果一般,长度、宽度、火炮数量分别是葡萄牙被俘战船的75%、53%、20%不到。

请注意,被俘的葡萄牙战船本身就是葡萄牙殖民军武器中的中下品,而葡萄牙亚洲殖民军在葡萄牙武器装备中也仅是中下品,更重要的是葡萄牙的武器在欧洲并非最优秀的。

仿造第一批佛郎机武器后(一艘船装备6门弗朗机铳),南京方面又仿造蜈蚣船4艘、每艘十二门佛郎机铳。由此,南京方面装备了一只“仿葡萄牙海军装备”舰队。但是,对于葡萄牙战船仿造问题,大明方面的专家很是不屑:

嘉靖十三年(1534年),大明方面对蜈蚣船表示没大用,同时表露出不屑之色,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其一:天朝上国心理。堂堂天朝取法小夷,烦其品式,巧其称谓,以为作者之眩哉!

其二:没有多少用处。造船厂认为:是船之制(蜈蚣船),不过两旁多橹,取其行之速耳。而谓之蜈蚣者,盖象形也。考之壹百伍拾料战船,两旁置橹亦略似之。

其三:仿制简单。捍以厢门,义尤为备,特其首尾之制微有不同。因是而增损之,则无蜈蚣之名,而有蜈蚣之用矣。也就是说,专家们认为葡萄牙战船很容易建造,之前的战船稍微改进一下就可以了。

明朝唯一掌吏部管兵部的双尚书,在唾骂中完成军事改革重担

明朝废弃仿制葡萄牙战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宋元明朝前期我们的技术比西方强大得太多,造成中国的技术工匠们觉得葡萄牙战船很容易建造,比我方早已经存在的战船并不强。从而在“技术敏感性”上不行。

对于佛郎机铳,明朝上下经过实战后普遍都认同:佛郎机火器确实厉害,应用到军事上很有效。所以,各地都积极要求仿造佛朗机铳,而这时,他们对弗朗机铳的使用范围扩展了。起初,也即嘉靖四年的时候,明廷上下还认为:弗朗机铳只能用在蜈蚣船上,并不适用于野战。后来他们发现,在陆地上使用佛郎机铳效果更佳。

为此,对佛郎机铳推广最积极的汪鋐有了更大的想法儿。

汪鋐的战术改变,为俞大猷、戚继光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

原来,嘉靖七年后,蒙古势力不断南下,面对蒙古铁骑,汪鋐在嘉靖八年、九年先后上疏《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再陈愚见以弭边患事》。

他在奏疏中非常有见地地提出车铳这一军事思想,从而为后来俞大猷、戚继光面对西北战场的“集团作战”——步骑车集团使用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没有汪鋐早在嘉靖八年的军事战术思想革新,以及在这种思想引领下军事指挥官进行的二三十年的军事改革,俞大猷、戚继光两位军事天才所做的改革也不可能出现。

汪鋐在这两篇奏疏中提出了以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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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载有佛郎机铳的战车列于阵前。敌军骑兵进攻,铳弹齐发,被打中的死,没被打中战马惊溃。

其二:战车列护三面,可做屏障。

其三:战车营以300到500辆为一营,每车配一门一百五十斤的铜制佛郎机铳,再配以护卫,可攻可守。

其四:将五百斤的铜制弗朗机铳放在城上,也很适用。像京城这样的重地一百五十斤、三百斤、五百斤弗朗机铳应全部配备。

其五:边防墩台、城堡没有适当的对敌武器,远的打不到近的打不着。墩台成为烽火台、了望台;城堡又不多。所以这些军事设施成本高而没什么用,但如果墩台配可打六百步的二十斤以下佛郎机铳;城堡配备可打五六里的七十斤以上佛郎机铳。这样,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墩内三人守卫一铳、堡内十人三铳。由此,一镇之兵需用兵1600人。

平常守卫1600人足以,剩余军士进行训练、军屯,一年四次轮换,兵士也不疲惫,这样不是挺好吗?汪鋐在军事改革的同时,与民生问题联系在一起,仅凭这一点汪鋐的战略头脑就非常厉害。

明朝唯一掌吏部管兵部的双尚书,在唾骂中完成军事改革重担

汪鋐

在嘉靖支持下,汪鋐逐渐成为重臣,甚至成为明朝唯一一位曾经主管两部的从一品高官,嘉靖十一年成为吏部尚书、嘉靖十三年兼管兵部两部尚书。但嘉靖朝因为嘉靖皇帝的个人特点,造成文臣集团与皇帝的关系并不和睦。为此,大凡高官都受到一种叫做夹板气的待遇。

汪鋐也不能幸免,在成为吏部尚书之前,汪鋐就因为对佛郎机铳的关注而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而他的为政特点很典型——对于不听话的官员,在他们的身上就会放上“两座山”,形成一个“出”字。也就是罢官、赶出京城。

由此,汪鋐在嘉靖十四年就因为树敌太多且夏言后来者居上,嘉靖愈发倚重夏言,从而在那一年九月被罢官,一年之后病逝。然而,由其掀起来的“军事洋务运动”已经成型,各地军事主管已经将佛郎机铳作为对敌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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