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揭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始末

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揭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始末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绝对应该被浓浓的写上一笔,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高考。而此前,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10年。

这年高考,积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信念;那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那是一个国家重建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开始。恢复高考不仅是简单恢复一个入学考试,而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许多人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

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揭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始末

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恢复高考的内幕

揭开序幕:邓小平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

温元凯回忆:邓小平采取了我四分之三的意见

1977年6月,我给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写信,内容是关于“加强基础化学研究”方面的。没想到,方毅给我回了信,而且同时通知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要党委支持我的基础化学研究。我后来才知道,是方毅推荐了我参加邓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谈会。

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赶去北京开会。我一听特别奇怪,我是一个小小的助教,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有什么关系?1977年8月3日,当时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在机场接了我。他告诉我,这次座谈会是邓小平副主席邀请我们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到会场拿到会议资料,打开册一看,我大吃一惊。这个名单上都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权威教授。其中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化学家杨石先等等。这个时候,我想会议肯定是很重要的。

会议是邓小平主持的。他穿了一身军装,神采奕奕,他说他已向中央建议,科技、教育荒芜一片,他要先管科技和教育,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他希望大家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尽管提出来。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左的思潮在社会上还很猖獗,所以30多个代表面面相觑,没有人发言。经过再三动员以后,大家推年纪最大的人言。我记得第一个发言的是杨石先教授,他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是小人物,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师长,所以我还是没有敢举手发言。当然,我肚子里有很多话要讲。等到说话的机会时,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利用插话的机会,说我还有话要补充。邓小平说可以。我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因为我当时胆很小,不敢讲不要领导批准。听邓小平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很高兴了。

这次科教工作座谈会以后,因为我最年轻,又很活跃,提的建议又被邓小平采纳,就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人民日报》很快发表了对我的访谈《不怕扣白专帽子的温元凯》。1978年左右,《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高于一切的追求》,报道了我十多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研究和提出倡议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成了改革的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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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全性教授

一锤定音: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

武大院士査全性:倡议恢复高考第一人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回忆35年前的高考,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复高考,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元月23日,珞珈山脚下的资深楼。82岁的查全性院士精神矍铄,他一把拉开窗帘,满眼苍翠,山中湿润的空气吹了进来。

查院士从房间里翻出1977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共4页,纸张已发黄,约1200字,上面记载着改变上千万人命运的一次发言:查全性首倡恢复高考。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查全性院士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通知赶到北京饭店,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参加。

会议刚开始时,专家们尽说些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这一议题,“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它时间,小平同志都按时参加,认真地听代表们发言,很少插话。

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

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揭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始末

人民日报发表高校招生改革文章。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院士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1980年,查全性被评为中科院院士。除了在1978年至1982年担任化学系主任外,他一直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他说:“我不是那块料,个人的能力、性格都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

如今,查老仍在指导博士生。只要天气晴好,他都要到实验室去。闲暇的时候,他爱到珞珈山的小径上散步,“武大的环境很好,在山林中走一走,神清气爽,特别舒服。”

三十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高考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初的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对于如今的高考,查老说,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

他认为,“一考定终生”肯定不是好办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参加统一笔试,再加上学校推荐加面试。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不过,实行后者的前提是社会风气要好。

“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会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考察,发现该校每年招生10万,第二年这些人只剩两万,最后毕业时不到一万。通过逐步淘汰,学生质量得到了保证,被淘汰者学到了一定知识,也不太痛苦。

他认为,“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风气不允许这些东西。相对而言,目前的高考让大家都经过一个相同的检验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揭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始末

人民日报文章《高考以后》。

恢复高考:时代的拐点,新的春天到来

千万人命运的转折点 高考史上的特例

十年文革,让中国和当时的年轻人失去了不少机会。在最应该读书的年纪,这些学生四处串联、上山下乡,但是很多人依然没有忘记学习,可是可供看的书太少,学习的氛围远远不够。1977年,停顿10年的高考在邓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复,多少青年奔走相告,为之欢呼雀跃。当年的12月11日-13日,全国570万青年开始争夺27万个大学生名额。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这恐怕是高考史上的特例。

经历了动荡坎坷,深知国情的青年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从教室到图书馆,从早到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用功。而学生之间的年龄和阅历也相差很多,这无疑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氛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思想解放时期,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开始走向复苏和正规,何去何从,怎样发展,怎样看待过去的十年,这些都是大学生们思考的问题,他们想找到答案,同时也发表自己的主张。

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揭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始末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给有志青年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震撼了人们冰封已久的心。时至今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依然情不自禁地感喟: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是个泥瓦匠;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是个赤脚医生……

恢复高考制度,给有志青年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权利,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很多人都记得,十年动乱期间,高考制度被“扔进垃圾堆里去”,张铁生的白卷轰动一时,通过推荐上大学,使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高考制度的恢复打破了出身论,使人们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十年浩劫,人才短缺。1975年,邓小平曾敏锐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听到恢复高考的建议后马上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这个果断的决定,向全社会传递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强烈信号,使“读书无用论”被一扫而光,中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走上正轨。此后,一批又一批学识丰厚的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各行各业的主力军。

正因为高考制度能够影响和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因此,每一次高考制度的变革都成为社会热点。从高考科目设置的革新,到春、夏两季高考招生的试点;从夏季高考日期的提前,到复旦大学通过面试自主选拔录取大学生……每一项改革,都牵动着考生和家长的神经,每一次“破冰”之举,都书写着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

然而,高考制度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的高考制度向何处去?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关于“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的讨论不绝于耳;如何让高考制度更加公平、公正、透明,是教育主管部门尚未完成的考卷;有人甚至激烈地批评高考是制约人才培养的最大障碍,建议取消高考制度。

时至今日,考试依然是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的方式。因此,对于让人又爱又恨的高考来说,我们要思考的不是该不该取消,而是如何完善。记得当年恢复高考时,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当时的人怎么也想不到,三十年后,令无数人欢欣鼓舞的高考,竟然成为压在考生和家长心头的巨石,连高考的月份,都变成了“黑色”。

1977年的冬天,当570万考生即将走进封尘十年的考场时,饱尝计划经济之苦的中国竟然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制试卷。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解了燃眉之急。今天,当我们有充足的物资、高超的科技来保证高考顺利进行时,更应该关注社会各界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呼唤。

只有兴利除弊,才能使历经沧桑的高考制度跟上时代前行的脚步;只有更加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这一“利国利民的好工程”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满意的阳光工程。

拾回了三样东西,重写了公平两字

谈到高考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影响,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说:

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不仅止于高考本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拾回了三样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样东西叫“稳定”。恢复高考其实是恢复了普通个体通向上层的一个发展通道,这是中国社会形成“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它给普通人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这个通道不存在,那么普通人向上的发展还有什么方式?

第二样东西叫“价值观”。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是勤劳致富。富裕的人通常比较聪明、勤劳、重视学习。然而“文革”中却反过来了,富人是通过剥削致富的,所以要消灭带有剩余价值的劳动;穷人要致富,就要搞阶级斗争,而不是靠知识和勤劳。恢复高考相当于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这对当年社会风气的扭转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样东西叫“科学与民主”,即五四运动所宣扬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恢复高考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这对高等教育后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中国产生延续五四启蒙思想的人才,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教授也谈到:费君清他们是幸运的,他们还能有幸赶上1977年高考,通过1977年高考,改写了自己的人生。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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