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和吐蕃的一次惨烈战役,被称为屠城之战,可屠的是自己人

李白诗云: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诗中提到的“哥舒”,就是盛唐名将,曾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西屠石堡”指的是盛唐重要战役——石堡之战。一、血沃铁刃城
石堡城,原址位于今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是唐代著名军事要塞,曾在大唐与吐蕃之间多次易手。该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被吐蕃称为“铁刃城”。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西元729年),唐朔方节度使,李世民子孙中唯一能上战场的武将,信安郡王李祎(唐玄宗族兄,吴王李恪之孙),奉命率兵征讨吐蕃,一举攻克石堡城。唐朝改石堡城为振武军,派兵长期驻守。
此后石堡城一直控制在唐军手中,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吐蕃大举进犯唐朝,时任陇右节度使盖嘉运轻率无备,石堡城沦陷敌手。
唐玄宗对石堡失守非常愤怒,迫切希望收复。但吐蕃戒备森严,名将皇甫惟明、王忠嗣(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中那位王韫秀大小姐的牛逼老爸),先后出任陇右节度使,但都无法夺回。
天宝八载(749年),唐玄宗下定决心,以哥舒翰为帅,调集朔方河东诸镇精兵数万,全力猛攻石堡。经过一番苦战,唐军付出巨大代价后攻克石堡城,俘虏吐蕃将领铁刃悉诺罗以下四百人。唐玄宗闻报大喜,重赏并提升哥舒翰,即所谓“取紫袍”(唐代三品以上高官才能穿着紫色制服)。
沙场征战攻城拔寨为武人本分,斩将夺旗立功受奖理所当然,奇怪的是李白对此明显不屑——将“西屠石堡取紫袍”与“狸膏金距学斗鸡”的弄臣行径相提并论,当然不会是赞扬。
为什么会这样呢?唐人向来推崇武功,“功名只向马上取”是许多人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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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出在“西屠石堡”上,这个“屠”并非唐军破城后屠城报复——石堡是军事要塞,除了那几百俘虏并无平民可“屠”。实际情况是,此役唐军伤亡极其惨重,乃至数万人“死亡略尽”。
“西屠石堡”原来“屠”的是自己人!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本来可以避免的:战前王忠嗣就正告过唐玄宗“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并提出整顿军队等待战机的合理化建议(“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无奈李隆基不纳忠言,不顾客观实际强行推进,结果“竟如忠嗣之言”。二、唐蕃恩怨
为什么李隆基一意孤行呢?真的只为开疆拓土的那点虚荣吗?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探讨大唐与吐蕃二百年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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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是统治青藏高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来源至今没有一个得到各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两唐书含糊其辞的认为吐蕃可能出自西羌部落,但并无可靠证据。“吐蕃”一词至唐朝才见诸史料,之前史籍中并无相似读音部族出现,因此吐蕃可能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独立发展的支系,早期可能局限于西藏南部地区,因山河隔绝与中原文明几乎没有交流,直至初唐时期,吐蕃势力才发展到青藏高原边缘。
很多人出于对近代西藏的刻板印象,把吐蕃看作落后野蛮的蛮夷之国。
其实并非如此。与匈奴、突厥等典型游牧联盟不同,吐蕃是一个农牧二元复合体,经济结构相对稳定,既能组织强大骑兵,也能自力生产配备精良武器,甚至有一定文化输出能力。
按地缘政治学观点,作为一个新兴地区强国。吐蕃是不可能与超级大国唐帝国长期保持良好关系的。
可能是为了现实民族关系考虑,教科书基本回避了唐蕃交恶的情况,仿佛大唐吐蕃一直关系和谐。文成公主入藏被广泛传颂,但是教科书不会告诉你,在此之前,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亲率大军进犯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扬言“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结果被名将侯君集在战场上好好摩擦了一番。至贞观十五年,李世民考虑到还要面对薛延陀、西突厥、高句丽等强敌,希望稳定次要方向形势,才同意公主下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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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宗弄赞抢亲不成反被教做人后,倒是对大唐保持基本恭顺——实际情况是其内部尚不稳定,也需要时间整合。弃宗弄赞病故后,老臣噶尔东赞(禄东赞)受命扶立其孙即位——就像绝大多数托孤重臣一样,这位先王得力助手最后演变为权臣家族;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噶尔东赞之子论钦陵积极征伐周边部族,终于触犯大唐利益,双方战火重燃。
后来独揽大权的论钦陵家族被成年后的赞普清算,但唐蕃关系难以修复。
完成内部整合的吐蕃有明确扩张计划:高海拔地区农业收获量很低,限制了吐蕃发展壮大;而高原民族不适应暑热,难以长期占领喜马拉雅山以南天竺地区和横断山脉以东四川盆地,于是水草丰美相对凉爽的河西走廊就成为吐蕃最佳选择。
而这意味着大唐统治核心暴露于外族兵锋,是皇帝所无法容忍的,于是双方和战不定、烽火不休。
至唐玄宗在位时,唐蕃边境形势更加严峻,唐军在西北沿线设立安西、河西、陇右、剑南四大方镇,兵力占边军总数40?还经常从朔方河东等邻近方镇调兵支援。即便如此,也只能暂时遏制吐蕃扩张,并不能彻底解决威胁。
安史之乱爆发后,西北边镇军大量东调参加平叛,吐蕃乘虚而入,夺取河西陇右全部、西域大部以及川西一部,最盛时越过大漠直抵河套地区。嚣张的吐蕃军长期攻掠关中、剑南地区,多次兵临成都城下,甚至一度越过陇山攻入长安,扶植傀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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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天下无不灭之国,不可一世的吐蕃帝国在内乱中先于唐朝崩溃,此后人口大减的吐蕃诸部分立,只能回想八九世纪的辉煌。三、为什么是石堡
既然唐蕃在战略利益上有根本冲突,那么发生战争就是自然而然的。
而战争不可避免,不等于说双方一定要在某个地方拼死拼活,唐玄宗不是不知道石堡城坚难攻——不然就不至于因为这个战术胜利给哥舒翰“拜特进……与一子五品官”的重赏。
是什么执念让李隆基如此坚定要打这一仗?
让我们从卫星地图仔细分析石堡地形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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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缘偏左的交通枢纽点是湟源县,从右向左在湟源县折向下的交通线是由西宁而来的京藏高速公路,这条路线在古代就是进出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沿京藏高速往左下是湟源县日月乡,其右侧山脊上红十字处就是石堡城遗址。
有图有真相,这么一看事情就清晰了很多。石堡城扼守青海要道,确为兵家必争之地。
石堡本是吐蕃修建,后来唐军虽有修缮,基础还是吐蕃打下的;吐蕃工程技术水平无疑远低于大唐,不惜工本在此天险之地筑城,当然有其不可替代作用。
石堡不是那种截断交通线的关隘,而是前哨观察警戒阵地——如果吐蕃控制该城,进能借此掩护大军保障归路;守可以此为出发基地,派游骑侦察袭扰鄯州(大致在今青海省西宁市境内,陇右节度使驻地);退则威胁来攻唐军侧翼,致其不能全力以赴。反过来说,只要大唐掌握此地,方圆数十里内吐蕃军事部署无所遁形,唐军将取得极大的军事主动,进可攻退可守。
有人说,进出青海要道并不是只有这一条,不值得在这里投入太多。这话倒也不假,石堡到鄯城(今西宁市)线只是比较常走的一条路线。但是唐朝对吐蕃采取的是攻势防御,无意也不可能占领统治青藏高原腹地,因此控制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就有特别意义——堵住一条通道便可大大降低吐蕃进犯效率,节约己方防御成本。
事实上,石堡得失对于唐蕃关系有着晴雨表作用——开元十七年,李祎王爷攻克石堡,随后吐蕃主动请和,此后双方关系也有反复,但多数冲突限于西域、剑南;至开元二十九年,石堡失守,吐蕃攻势转向河陇并达到高潮;天宝八载,再克石堡后,吐蕃又重新安分起来。王忠嗣所谓“(石堡)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并不符合事实。四、千秋功罪待人评
不管石堡得失有多大战略意义,也不等于说无脑猪突就是正确的。哥舒翰固然能战,不计损失一味强攻石堡确有蛮干之嫌。
《孙子兵法》云“其下攻城”,但终有不得不攻之城——石堡一日沦落敌手,大唐就不得不在鄯城屯驻重兵防守,甚至不顾箫墙之忧将河西陇右两大重镇十五万重兵长期委任一人。从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八载,前后迁延八年,国家财政花费巨大,前线将士戍边困苦,后方军需转运艰难,陇右人民不能安心生产。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不能“苦干+巧干”,那就只有横下一条心“拼命硬干”了。
《资治通鉴》说得明白:“(石堡)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一定要强行攻取,只能拿人命去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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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李祎首夺石堡,靠的是“督率诸将,倍道兼进,并力攻之”,没有什么取巧手段。王忠嗣不肯强攻,固然有爱惜士卒的考虑,却未尝没有畏难情绪,怕将士伤亡过重坏了他名将声誉。孙子云:“将有五危……廉洁可辱,爱民可烦”,须知“慈不掌兵”,关键时刻不能死战拼意志,就算不得合格将领!
常有人批评说:共和国初肇百废待兴,主事者却为一时意气,发百万轻兵于东方半岛,付出数倍于敌的惨重牺牲勉强战平,以累累白骨成就虚荣,真愚不可及也!
这些人却不去想,不战又会怎样呢?自废武功一厢情愿赌敌国善意?任由对方饮马鸭绿江,将“三八线”推到长白山?在刺刀堵门的情况下又怎能安心休养生息重建国家?
尊严从来不是别人恩赐的,要靠自己去挣。
正如1948年深秋十月,辽西走廊,那个瘦削男人发出冷酷的声音:“我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数字!”结果他赢了。天宝八载,石堡城下,杀红眼的哥舒翰给部将定下三日之期,不胜即斩首,结果他也赢了。
咬紧牙关,熬过最后三分钟,曙光就在眼前!
顺便澄清一下,石堡之战的战损比未必有我们想象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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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说俘虏四百人,不等于石堡只有四百人驻守,战况如此惨烈,守方再有地利也不可能没有严重损失。石堡对吐蕃同样重要,王忠嗣说过“吐蕃举国而守之”,不可能不派兵救援;唐军必须要在围城打援中取胜,杀伤上万吐蕃军当在情理之中。
另外,哥舒翰以军法威逼的将军中有一位高秀岩,此君后来追随安禄山叛乱,此时很可能属于奉调来增援的河东镇——哥舒老头子坏的很,惯于保存嫡系消耗杂牌。援军中还有朔方节度副使,突厥降将阿布思(又名李献忠)的部落军,按哥舒的作风,这些人肯定也是炮灰的命;后来阿布思复叛,兵败后残部被安禄山吞并,成为安氏叛军主力,可见他在石堡一役损失也不算特别惨重。因此,哥舒翰陇右本部应该伤亡不大,否则战后援军撤退,他拿什么守鄯州?前面说过吐蕃来犯路线可不止这一条。
终上所述,那种胜军伤亡殆尽的说法应该出自史家夸张。与役双方损失都很大,唐军实际伤亡可能多于吐蕃,但战争不是杀人竞赛,伤亡多少不是评判胜负的唯一标准。
史官们不是标榜“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吗?他们的操守何在?
话说得容易,不是每个史官都像齐太史那么头铁,难免要向现实让步——唐肃宗得位不正,于是就要贬低其父晚年作为,在史书中夹带私货。
而文人士大夫大多不待见武将,往往搞“春秋笔法”,通过对史料有意识剪裁贬低武将功绩。两唐书还罢了,《资治通鉴》才叫没下限——在青海湖龙驹岛筑应龙城本是哥舒翰成绩,司马光就非加上独家孤证“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尽没”。
不管石堡城下牺牲将士初衷如何,他们至少在客观上保护了万千百姓,为什么还要把他们污名化,把他们贬为野心的祭品?五、后遗症
前面说过,伤亡数字不是战争胜负标准,攻城略地也不是,是否实现预定战略目标才是!抗战初期鬼子几乎击破所有当面国军,但他们没能歼灭中国军队主力,更没能打垮中国人抵抗意志,不得不陷身长期战事,所以他们没有取胜!
当然,上兵伐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以最小代价取得胜利才是完美的;毕竟严重损失会造成很多后遗症,抵消既得利益,得不偿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倾覆。
具体到石堡一战又当如何呢?显然没有像征南诏那样海内骚动“人衔冤毒”,无非是“死者数万”让人不忍。可在盛唐,这还真算不得大事,全盛的唐帝国回血能力惊人——天宝十载高仙芝在怛罗斯几乎拼光了整个安西镇,仅仅两年后封常清就率领重整旗鼓的安西军打平大勃律;石堡战后河西陇右仍有战事,唐军胜多负少,可见实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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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石堡之役最大损失是失去王忠嗣,有他在军中一日,安大胖子绝不敢有异心。
且不说王忠嗣有没有那么大威信,他真是坚持原则无罪遭到迫害吗?
扯犊子!王某人身为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可以向皇帝表述,但最高统帅决心已下,那就是“意见可以保留命令必须执行!”更何况玄唐宗已经委任董延光,只是叫老王配合,他倒好,搞了个“不立赏格”拖后腿,董延光投诉他“缓师”,真不是诬告。这事要论性质,就是消极抵制皇命,公事公办的话是可以治抗旨不遵死罪的,最后只是把他贬官到内地去当汉阳太守,还真是皇帝念旧情法外施恩了。
有人说王忠嗣暴亡可能是安禄山派人刺杀,是他叛乱阴谋的组成部分。
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大唐内轻外重,确为自取灭亡之道,但由安某人来敲响丧钟却是偶然。天宝十一载,安禄山还在积极讨伐契丹,为大唐效死力呢?哪会想去谋害八竿子打不着的王某人!
要说王忠嗣之死真有阴谋的话,唐肃宗嫌疑其实更大——从马嵬坡事变看,太子早有一批死党,他长期置身父亲积威恐怖中,不得不布暗棋以防万一,未必没有谋篡之心。皇甫惟明当过忠王友(李亨当太子前封忠王),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他在陇右任上豢养私兵,就有谋逆因素,死得不算太冤。王忠嗣应该没有牵涉那么深,但他也不会对此一无所知,知情不报还是有的,李亨可能怕他泄露天机,不是没有杀人灭口的可能。
大家往往觉得李隆基帝王心术冷酷无情,凭据无非是杀太子李瑛;其实这事出有因,不管是否受人挑唆诱骗,当时三王持械入宫是实,事关重大总得有人负责,玄宗没得选。此后唐明皇没有赶尽杀绝,而是留下了太子诸子,交皇长子庆王李琮收养,总算能得善终。
唐玄宗还是识大体的。他明知唐肃宗跟自己不是一条心,但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皇位终归要有人继承,他那一票儿子还真没有比李亨强的,他要为李唐皇室千秋基业负责,不能由着自己性子。所以,只要太子不闹得过分,他也不以为甚,杀韦坚杀皇甫都是警告,放过王忠嗣就是留给肃宗用的,只是李亨能不能领会这种权术就非他所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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