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将莫文骅:刘少奇赠他黄马,毛主席“夸奖”他比斯大林高明

前言

在众多开国将军之中,由于工作性质和关系等原因,莫文骅中将与毛主席接触的时间可谓是最多的。在漫漫红军长征路上,莫文骅将军谨记毛主席的教诲,与张国焘等人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党中央的统一和完整;在到达延安之后,毛主席派莫文骅创建延安“抗大”,同时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在长期的革命交往之中,莫文骅与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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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开国中将莫文骅

投笔从戎,投奔革命事业

1926年,年仅16岁的莫文骅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当时咄咄逼人的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不久之后,他和同学们就因为公开斗争被捕,在监狱之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莫文骅的母亲听说监狱之中有人要被枪决了,就踉踉跄跄地跑到行刑地点准备为自己的儿子收尸,不过等了半天都没收到;后来,莫文骅的母亲才知道儿子只是被关在监狱之中,就来到监狱之中探视莫文骅。因为好几天都没吃东西,莫文骅就打算向母亲要粽子吃,母亲却坚决不同意:“粽子是用绳子捆着的,你现在被捆在这里再吃这个就太不吉利了。”结果莫文骅微微一笑:“吃粽子的时候绳子总归会被剪断的,它栓不死人。”

不久之后,莫文骅终于被当作“迷途青年”被无罪释放,但这次用自由和鲜血换来的教训却让莫文骅意识到,如果想要干革命,就必须把枪杆子牢牢握在自己的手里。出狱之后的他回家之后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名为《蛙鼓》的现代诗:

黑沉沉的长夜,阵阵急鼓蛙声,催动着被压迫的人们,起来哟!为何还酣睡未醒?

此后,莫文骅便投笔从戎,参加了1929年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并在1930年正式加入共产党,跟随百色起义的队伍从广西辗转千里来到了中央苏区。

莫文骅长征前夕,罗荣桓牵来一匹黄马:刘少奇同志送你的

1934年10月的一个傍晚,正在兴国地区工作的莫文骅刚刚从前线赶回营地休息,却忽然接到了中央红军的特急电报。电报命令莫文骅在两天的时间之内赶往位于古龙岗镇红八军团集结地报道,任命他为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让莫文骅心中一紧的是,电报最后还特地加了一句话:如果不能按期赶到指定地点,就很有可能跟不上转移的队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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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第五次反围剿示意图

对战场形势有所了解的莫文骅意识到,中央苏区是没办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了,因此红军主力很有可能已经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如果自己不能按时报到,就有掉队的危险。然而问题在于,莫文骅所在的兴国距离古龙岗镇大约还有200多里地,要用两天时间赶到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军情如火情,莫文骅没办法想那么多了。得到消息的他立刻骑马启程,昼夜兼程,在路上的莫文骅心急如焚,只恨自己的马匹不能生出一双翅膀来;马累倒了,莫文骅就徒步赶路,最终在第三天黄昏时分赶到了古龙岗镇附近。此时,红八军团大部分军队早已经开拔,只有时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同志在原地焦急地等待着,而看到罗荣桓之后,莫文骅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终于赶上了部队!第二天,他们就收拾好行李出发,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旅途。

不过当时,由于红八军团刚刚组建,因此还没有留下什么马匹、牲畜等“家当”,而莫文蔚在之前赶路的时候腿又摔肿了,走路很不方便。因此,每天莫文骅只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跟着行军的大部队,非常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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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从左至右:肖文玖、傅钟、莫文骅、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在红军长征的一天早上,红八军团的战士们正在集结,只见罗荣桓一脸笑容地来到了莫文骅的身边,把他一把拉了出来:“我说莫部长啊,党代表刘少奇同志决定送给你一匹马,咱们去见刘少奇同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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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刘少奇(左三)

等到罗荣桓和莫文骅来到刘少奇的帐篷面前时,他们发现刘少奇同志正在整理自己的行装,将自己的书籍扎成一捆捆的放在一头大骡子的两侧。“哎呀,这不是莫部长吗?你的腿受伤了,而且前面的路还很长,所以你就把我以前的那匹老马牵走拿去用吧。”说着,罗荣桓就将一匹黄马牵到了莫文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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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起:朱涤新、罗荣桓、梁必业,萧向荣、刘真

看着这匹马,莫文骅担忧的问道:“要是这匹马给了我,那你怎么办?”

刘少奇笑着拍了拍自己眼前的大骡子:“没关系,就在昨天晚上,我们部队打土豪缴获了一匹大骡子,地方同志们就送给了我,毕竟我的行礼比较多,又是书籍又是文件的,骡子力气比马要大一些。”但是莫文骅觉得心里很不安,即使自己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要党代表的马呀,于是就想要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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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罗荣恒照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罗荣桓发话了:“你就收下吧,为了给你找马,我们寻思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刘少奇同志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你就不要推辞了,你就赶快骑上出发吧。”于是,莫文骅满怀感激地骑上了刘少奇赠予他的老黄马,在以后的长征路上,他十分爱护这匹马,对他而言,这匹马承载着刘少奇对他满满的关爱之情。

毛主席鼓励莫文骅:要和李特斗争到底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因此,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的军事学校进行了合并工作,这就是最初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此时,学校的校长、政委都是红四方面的相关领导人担任,刘少奇兼任政治部主任,不过由于工作原因,他们都没有具体负责学校的相关事务。因此,红军大学的主要工作就由张国焘的追随者、时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李特来负责,而莫文骅此时担任红军大学党支部书记,尽管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关系却并不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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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李特照

一天,李特在和莫文骅谈话的时候,就对莫文骅挑衅说:“我说你们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表现十分散漫,衣着也不整齐、精神也不振作,这明显是有‘右倾主义’的问题啊!”莫文骅打量着李特的“表演”,心中很生气,他知道李特正在挑拨自己和干部团之间的关系,并且准备对干部团“动手”。于是他理直气壮的反驳了李特的错误观点,声称红一方面的干部团战斗力十分高昂,在长征过程之中立下大功,根本没有他所说的那些子虚乌有的问题。

一向脾气暴躁的李特听到莫文骅的反驳之后顿时火冒三丈,正巧这时候有一位红一方面的老干部一手提着一只羊头、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土罐子,衣衫褴褛的从教室面前走过,李特顿时好像找到了证据,就把莫文骅拉到窗前指着那位老干部说:“你看,我们的红军干部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的?这分明就是向困难妥协的证据!向困难妥协不就是右倾主义吗?”

莫文骅气愤至极,也提高声音和对方吵道:“他是休养连的师级干部,带病坚持跟随红军队伍一起长征,很显然他的革命意志是十分坚定的,怎么能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呢?我看你的思维逻辑有很大的问题!”两人结果不欢而散。

结果到了第二天,李特又找到了莫文骅,首先拉着他吃了一些当时军队很难见到的玉米糊糊,然后又开始和莫文骅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昨天说的事情,你到底考虑清楚没有?干部团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要承认它,接下来才好开展工作!”但莫文骅依然矢口否认这件事情。

看到强攻不成,李特就开始采用迂回战术,打算给莫文骅扣一顶帽子:“我听说你好像读过书吧。”莫文骅不知是计,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我读过一年半的中学。”听到莫文骅承认,李特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读过书,那就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肯承认这些错误!”听到李特这么一说,莫文骅才知道对方是想给自己扣一顶“知识分子”的帽子,因为他知道,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歧视知识分子是非常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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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徐深吉中将

有一次,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几位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聊天,在一旁的徐深吉不小心插了句嘴:“说起来牛顿还很有学问,他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当时就愣住了,然后就说了句阴险的话:“看来徐深吉学问还真不少,一定是一个知识分子,你是不是想考考我们啊?”多亏当时徐向前站出来说了句解围的话:“他是个啥子知识分子哦,就是个赤卫队队员嘛。”这才让徐深吉侥幸逃过一劫。

但莫文骅转念一想,李特身上也有破绽:他知道李特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并且还是军政大学的学生,学历比自己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于是他就略带讥讽的对李特说:“我顶多只能算个‘小知识分子’,而你这个教育长才是‘大知识分子’,而相比于我们不承认错误的缺点,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造谣滋事!”

两人再次话不投机之后,莫文骅反复思索着李特的事情,总觉得对方不是在开玩笑,李特分明是准备趁着污蔑干部团的事情,趁机分裂中央,挑拨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莫文骅连夜找到了自己的上级萧劲光、徐特立、李一氓等人做了汇报。听到这些内容之后,他们也十分气愤,支持莫文骅把这件事情直接反映给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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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李富春照

第二天,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找到了莫文骅,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莫文骅做的对,可以继续和李特斗争到底,不过组织不宜出面,现在还没有到解决问题的时候。”接到毛主席的指示之后,莫文骅顿时觉得毛主席真的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因为当时红四方面的广大干部们还没有意识到张国焘、李特等人的错误,在这种情况发动群众无疑是不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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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毛主席与李富春

毛主席“夸奖”莫文骅:你的文章比斯大林还高明啊!莫文骅愣在原地

长征后期,莫文骅奉调担任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一职,因此经常能够见到毛主席,到了瓦窑堡之后,两人之间的沟通和接触也就更多了。1936年,党中央为了弥补长征途中红军干部的损失,在陕北重新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后来与红四方面的红军大学再次融合在一起,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林彪担任校长,罗瑞卿兼任教育长,而莫文骅除了做学员之外还兼任学习的党总支书记职务。

为了提高红军干部们的思想文化水平,毛主席经常组织学员们在一起讨论,对红军学习资料某一本书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探讨的地点通常就在毛主席生活的窑洞之中。有一次,毛主席批改了莫文骅的一篇文章之后,就让警卫员去找莫文骅。结果莫文骅刚一进门,毛主席就提高了声音“夸奖”莫文骅:“我说莫文骅,你比斯大林还高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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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青年时期的莫文骅

毛主席的话让莫文骅呆若木鸡楞在原地,但他寻思毛主席从不轻易夸人,这番话肯定另有深意,于是就小心翼翼问毛主席:“是怎么回事呀?”

毛主席缓缓起身,拿着莫文骅的稿子,操着浓重的湖南方言口音严肃地说道:“斯大林当初对德国宣战,宣战书就写了不到一千个字,而你的一篇稿子就写了三千个字,这不就是‘高明’吗?可是,斯大林的一千个字,就把问题和事实讲清楚了;你的三千字却什么都没讲清楚。”

这时的莫文骅才回味过来毛主席的意思,于是脸红着向毛主席道歉说:“对不起,我写得不好,请主席批评指正。”这时毛主席才让莫文骅坐下,随后开始教导他如何才能将文章写得简洁生动起来,让他多看鲁迅先生写的文章,让他在动笔之前多看、多想。最后,毛主席意味深长的对他说道:“作为文化工作者,一定要多学习、多思考,自古以来,治天下者都会以史为鉴,治郡国者都会以志(地方志)为鉴啊。”

莫文骅请毛主席“收回成命”,毛主席严厉批评:学校的规定你们怎么可以带头违反?

1937年8月1日,由红军大学改编而成的中国延安抗大开始了第三期的招生工作,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因此抗大第三期培训班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八路军干部的素质,培养更多的文化干部,以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此时,林彪、刘伯承等人虽然名义上还在兼任抗大校长、副校长的职务,但已经前往山西进行抗日活动,因此延安抗大的主要工作是由教育长罗瑞卿以及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两人负责的。

一代儒将莫文骅:刘少奇赠他黄马,毛主席“夸奖”他比斯大林高明

图:抗大校舍标语

为了能够将抗大的教育工作做好,罗瑞卿与莫文骅两人紧紧围绕毛主席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精神,在加强军事、政治教育的同时,还严格要求学员们遵守生活纪律、学习纪律等要求,非常注重良好的生活作风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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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延安抗大业余网球队,从右至左:肖文玖、莫文骅、彭雪枫、张爱萍、赵尔陆

在这一时期,延安抗大对学员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严苛的:无论入学之前职务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历史贡献有多大,都必须严格遵守学校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生活纪律,比如按时出操、就餐、上晚自习、禁止结婚、内部必须整洁等等,一旦有人违反了规定,那么无论是谁都要受到严格的处分。虽然大部分学员都能严于律己,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学校里还是出现了违纪情况。

一代儒将莫文骅:刘少奇赠他黄马,毛主席“夸奖”他比斯大林高明

图:罗瑞卿(二排左二)与莫文骅(左九)与抗大篮球队合影

原来有一位高级指战员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因为婚姻问题触犯了禁止结婚的禁令,和在校学习的女学生发生了自由恋爱关系,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就亲自做出了批示,要给予这个干部降职的处分。

不过当时的学校希望能够对这位高级指战员减轻处罚,因为他对革命的功劳还是很大的。作为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莫文骅就因为这件事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报告,在报告之中为这位干部说情,而且最后他还用了一个不太好的字眼:“收回成命”。

看过莫文骅的报告之后,毛主席就把莫文骅叫到了办公室,很不高兴的对他说:“我说莫文骅啊莫文骅,你们学校的规定可是你们自己写出来的,现在你们怎么可以带头违反学校的规定?这样以后你们的工作还怎么开展?”随后毛主席对莫文骅强调了革命纪律的严肃性,纠正了抗大负责人对错误姑息迁就的错误,最后依然决定给予这位干部降职的严肃处理。

这次事件的严肃处理,在延安群众和抗大校园之中起到了非常良好的影响,有些知识青年一开始可能还不会理解毛主席这样处理的意义何在,但后来才认识到,八路军办事是严肃认真的,因此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莫文骅从中也吸取了深刻教训,以后对抗大学员的生活纪律也开始从严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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