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朱元璋的农民起义为何能赢,便明白:权力之下,我们只是蝼蚁

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反抗。但我们华夏民族的子民,却是最能隐忍的一批人,不到活不下去,绝不会走上造反的道路。

根据出土的青铜器(商朝)以及一些甲骨文,我们知道商朝的君主总是四处征战,不是为开疆拓土,而是镇压不服。商朝一直取得胜利,直到周武王姬发伐纣,才被推翻。

西周平稳度过最初的200多年后,便进入更大的乱局,春秋的诸侯兼并,战国的七雄大战,怎一个乱字能形容的。但有一点——这场大乱,同底层百姓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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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早期,打仗是贵族的事,最起码也得是一个“士”,普通人和奴隶则组成仆从军,负责背负辎重、运输补给等后勤工作。

由于各种原因,西周以及春秋多车战,步卒也有,但很少,根本无力在战场取得丝毫的优势。西周诸侯间打仗,总是约好地方,大家排好军阵后,才开始厮杀,选取的地方大多为平原地区,而在此地形下,战车完全碾压步卒。

整个西周、春秋战国,总是卿大夫弑杀诸侯,没有底层百姓,甚至没有士一级的造反(刺杀不算),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级别越低,组成的势力便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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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依靠卿大夫,卿大夫养着众多的武士,而武士靠替上层卖命获得特权。底层的百姓,因为生产力的原因,无法组成足够的“势力”(造反的人数),自然无力反抗贵族统治。

春秋到战国,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形势越来越复杂,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兵者诡道也”。战争变得“诡”,在于参与战争人数的增加,人数一多,打仗可选的方式便越来越多——山地战、水战、平原战、攻城战等等。

战争的人员来自底层百姓,战争的粮食也是来自底层的百姓,古时候打仗,谁的人口多谁就占了优势。而这时,底层百姓渐渐有了反抗贵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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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和秦朝实行的是征兵制,天下的成年男子,都需要服兵役,也算是全民皆兵。秦将章邯领着骊山囚徒去剿灭六国叛乱,这些“囚徒”可不是战争菜鸟,多少是服过兵役的老兵,所以不要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小瞧他们。

陈胜吴广是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也标志着“农民”阶层力量的登上历史舞台。陈胜是屯长,自然懂得一些带兵打仗技巧,而戍守渔阳的百姓,大多也不是第一次服役,机缘巧合之下,走投无路的陈胜开始反秦。

陈胜等人迟到,“领导”被处死的可能性更大,不可能全部处死(睡虎地秦简不全,不能说明“迟到”仅是罚钱,陈胜属于边戍,而边戍是军事行为,按军法行事完全说的过去),大多数人大概也明白,所以陈胜用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口号,而不是“为了我们的小命,大家一起反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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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不可能胜利,因为他没有得到“贵族”的支持。陈胜懂得些军事技巧,可不懂治理民事,失败只是早晚的事,更何况他是第一波反秦的,自然会面临秦朝的疯狂绞杀。

东汉末年的张角,利用太平道将百姓串联起来,使人数众多的底层人士有了共同目标,使联合成为可能。人多势众是种优势,却不是决定性因素。

东汉的世家大族人数处于劣势,却拥有更大的优势:兵器生产、充足的粮草、大量的人才。黄巾军前期声势浩大,貌似东汉随时会灭亡,可汉灵帝取消“党锢”,世家大族参与进来后,没多久,黄巾军便被扑杀剿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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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混乱的一段时期,但为何我们甚少听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民脱离自己的土地,归附于士族豪门,形成庄园经济制度,整个天下被士族豪门分割成一个个“庄园”势力,农民失去联合的可能,而人数是农民起义的唯一优势。

唐宋的皇帝们,将活跃历史舞台上千年的世家豪门力量剔除殆尽,底层百姓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便是知识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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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视、小说的影响,武将在我们心中大多是“大老粗”的形象,这是完全错误的。历史上的名将,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关羽读春秋、杜预注解春秋,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无不是以一当十的猛将。

豪门大族在宋元后完全消散,底层百姓获得更多的知识,这给朱元璋(也包括张士诚、陈友谅等人)提供了机会,农民势力有着人数优势,又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有推翻“暴政”的机会。

明末的李自成,清末的太平天国,无不诉说着农民力量的崛起,曾经身为蝼蚁的我们,直到近代,才拥有改天换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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