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家分晋入手,聊聊春秋时期晋国政权下移的原因

前言:西周末年,周幽王身死在骊山之下,西周由此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

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威渐衰,各国诸侯为了争夺霸主之位,争斗不休。不过好在,这个时期的战争总体上来说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外交。但是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意味就远远不同了,因为这个时期的主题已经从争霸升级成了兼并,也就是所谓的兼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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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这个战争升级的诱因,就是赵、韩、魏三家分晋。所谓的三家分晋,就是晋国国内三家势力最大的卿大夫,击败了晋国的公族势力,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并逼迫周天子承认他们诸侯地位的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意味着周王室彻底成为了傀儡,还意味着诸侯们已经撕破脸皮,不再留情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这一事件作为开篇之作,足以证明此事的危害有多大。

本篇笔者就从三家分晋入手,聊聊春秋时期晋国政权下移的原因。

春秋时期,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期。周王室权威渐衰,使得“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此时的周天子已经不足以掌控诸侯了,因此那些国力强大的诸侯国就开始蠢蠢欲动,对周天子之位有了想法,于是霸主就孕育而生了。

所谓的霸主,其实就是西周时期的周天子,只不过西周时期的周天子是光明正大的掌控诸侯,而春秋时期的霸主则是通过周天子这个挡箭牌间接地掌控诸侯。虽说这种做法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意味在里面,但总算是保留了周王室的最后一丝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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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春秋时期,产生过许多的霸主,其数量远远不止五位,因此才会有多个“春秋五霸”的版本。然而,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的“春秋五霸”,晋文公必定在列。在《鲒崎亭集外编》中甚至认为除了齐桓公外,其余的四霸皆是晋国的,这种说法虽有失偏颇,但足以证明晋国的强大。

可就是这么强大的晋国,却被卿大夫篡权了。

从亡贱臣壶叔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後,故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史记·晋世家》

当时,晋文公回国即位以后,一改晋惠公、晋怀公时期打击异己的做法,大量启用异性氏族中有才能,有品德之人。这一做法,得到了晋国国内异性氏族的支持。而这些异性氏族为了获得更高的爵位和更大的封地,也十分卖力地为晋国开疆扩土。在这样的氛围下,晋国很快的强大了起来,并在春秋时期强盛一时。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强大的晋国并未完成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甚至连战国时期都没有进入,就被赵、韩、魏三家瓜分,最后灭亡了。

一、晋无公族制度的确立

根据西周的宗法制,诸侯们除了将君主之位传给自己的嫡长子外,还会将自己的其他儿子分封在国家的各个地方。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国君一脉的实力永远占据着优势,使得其他异姓氏族不敢萌生出篡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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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晋国却不是这样,晋国曾经发生过两起严重的内乱事件,不仅使得晋国国内公族势力消耗殆尽,更使得晋国将“晋无公族”的策略作为治国方针。

武公称者,先晋穆侯曾孙也,曲沃桓叔孙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庄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灭晋也,凡六十七岁,而卒代晋为诸侯。——《史记·晋世家》

在西周的宗法制中,诸侯王的嫡长子一脉称为公室,也就是国家的主人,而诸侯的其他儿子则是被封为卿大夫,这些卿大夫们形成的家族,被称为公族。

晋国内部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严重的公族篡位事件,史称“曲沃代翼”。在曲沃代翼的内战中,原本的公室势力在这次内乱中消耗殆尽,曲沃一脉成为了晋国新的公室。自然而然的,由桓叔、庄伯组成的势力也成为了新公室的近支,也就是新的公族势力。

由于桓叔、庄伯在帮助曲沃一脉夺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这两个家族很快的便强大了起来。其实力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晋国新公室的安危,《左传》中称之为“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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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献公深知公族势力的强大会对公室造成怎样的威胁,毕竟他们这一脉就是这样夺权的。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晋献公果断地对桓、庄两族挥起了屠刀。《左传·庄公二十五年》记载:“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游氏乃桓、庄之族)”

骊姬乃是晋献公的宠妃,她想要扶持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然而当时,晋献公已经立了太子申生,且晋献公另外两子“重耳、夷吾皆有贤行”,在国内有许多的支持者。

为了除掉这三个人,骊姬先是以“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屈边翟,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史记·晋世家》)”为由,劝说晋献公将他们分封出去,疏远他们父子之间的情感,使他们远离晋国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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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始为令,国无公族焉。——《国语·晋语》

然而骊姬又设计陷害太子,逼其自杀,并诬陷夷吾和重耳两人,逼他们逃出晋国。自此以后,晋国内部为了君位的问题争斗不休,使得晋国长期处于内乱之中。而这场由骊姬引发的内乱,也被称为“骊姬之乱”。

诛灭“桓、庄之族”,使得晋国势力强大的公族被消灭殆尽,而骊姬之乱以后,晋国历代国君都会选择将无法继承君位的诸公子或送往国外,或不得分封,或不得干政,使得他们无法形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公族。晋无公族的制度也就此确立。

二、异姓卿大夫势力的崛起

晋国自晋献公开始,公族势力就被消灭殆尽,但是一个国家的运转是离不开世家大族支持的。既然公族势力已经不足以维护国君的统治,那么异姓卿大夫势力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国家的权力中心。而晋国自骊姬之乱以来,一直处于内乱的状态,直到晋文公重耳回国登基,晋国才开始逐渐走上了正轨。

晋文公回国以后,采取了许多的措施,帮助晋国强大了起来。而晋国在强大的同时,也在为异姓卿大夫的崛起提供了帮助。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晋献公死后,晋国国内的世家大族们在拥立国君问题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晋惠公、晋怀公两人却未能实现权力的公平分配,因此他们被晋国国内的世家大族们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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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前车之鉴,晋文公自然不会再忽视这个问题。于是,他制定了一套新的用人制度。这套用人制度,摒弃了当时各国之间普遍采用的“任人唯亲”的制度,而是采用了以品德、功劳、能力为依据的做法。

然而不得不承认,虽说晋文公的用人制度已经突破了当时的局限,为晋国的霸业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这样的举贤制度依旧是被缩小在世家大族之间的。也就是说,底层平民依旧得不到重用,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总而言之,晋文公的用人制度,提拔了一大批异姓氏族中的优秀分子,为这些异姓卿大夫势力的崛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无论在哪一个朝代,军权永远是最重要的,更别说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威的衰弱,就与周王室军事力量的极具下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晋文公之前,晋国的军事力量孱弱,晋国也并不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国家。因此,晋国在军权方面设置的官位也就不多。但是随着晋文公的励精图治,晋国的国土逐渐变大,军事力量也随之增强。这样一来,晋国在军权方面如果还只有数量稀少的官位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因此,晋文公特意为此开创了三军六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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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三军六卿制度,就是将全国军队分为中、上、下三军。每一军各设将、佐,将为统帅,佐为副手,三军将佐都称为“卿”。其中中军将最大,又被称为“正卿”。而在此前,晋献公时期仅有两军而已。

不仅如此,在晋文公之前,晋国的军队都是国君直属的。比如晋献公时期的二军,晋献公统帅上军,太子申生则统帅下军。而晋文公则是直接将军权放给了卿大夫们。

军制的改革,使得国家的军队被卿大夫完全掌握。不仅如此,数量增多的军位更是增加了晋国国内强大卿大夫的数量。毕竟,掌握了一军,就相当于控制了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军队,而这样的家族想不崛起都难。

晋国无公族,确实加强了国君的中央集权,但是这在无形中也降低了国君一脉的抗风险能力。论中央集权,春秋时期的各国根本比不上秦始皇创建的秦朝。然而秦朝二世而亡,其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秦始皇没有分封自己的子弟,使得秦始皇死后,秦始皇一脉的公子毫无干涉时局的资本,以至于秦朝被起义军所灭。

而晋文公的三军六卿制,更是增强了异姓卿大夫们的势力。因此,失去了公族势力的晋国国君,只能眼睁睁看着异姓卿大夫崛起,最后瓜分晋国。

史学家们将三家分晋作为战国的开幕,这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三家分晋确实带来了许多的影响:

一、宗法制的完全崩溃

宗法制的核心就是大宗和小宗。诸侯王的嫡长子一脉为大宗,掌握国家政权,而诸侯王的其他儿子们则被分封为卿大夫,护卫大宗,辅助大宗。而晋献公诛杀公族的做法,直接扼杀了宗法制的基础(血脉联系),使得晋国国内再无与国君有血缘关系的小宗一脉,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些异姓卿大夫家族。这样的做法和宗法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而宗法制的完全崩溃,意味着周王室的最后一层颜面也被彻底撕破,直接导致了战国时期战争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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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速了各国之间中央集权的步伐

晋献公消灭公族的做法,其目的就是为了中央集权,只不过他采取的方式不彻底,才导致了后面异姓卿大夫篡权事情的发生。而目睹了晋国三家分晋的事件以后,各诸侯自然也会提高警惕,并进行改革,以图中央集权。封君制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也很少听到某一个卿大夫势力过大从而威胁到了君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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