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业中断秩序无存(五)

课业中断秩序无存(五)

刘金辉老师在吹箫。田源 绘

“文革”来了,校长李邦卿遭到“批斗”,差点挨上学生砸过来的麦克风;“停课闹革命”后,两派学生为争夺一处挂旗子的制高点,差点大打出手;没人代为保管助学金,学生们拿来乱花,幸好被数学老师发现,及时制止。不知不觉,三年初中过去了,15级的学生只读完了初一的课程,毕业时没有考试,也没有毕业证。

初二延期开学

会场令人心惊

1966年7月,读完初一,放暑假了。奇怪的是,暑假结束,学校也不开学。学校通知延期10天,然后又延期10天,这种反常其实早有“预告”。假期中返校那天,笔者听到校图书馆里发出愤怒的声音,全体老师开会,对几个弯腰低头的老师大声地呵斥着。

总算回到了学校,迎接大家的却是停课“闹革命”。本该毕业的初三年级学生也被召回了学校,校园墙壁上到处是标语,“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先是停课学习《十六条》,继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叶世超老师和几位教研组负责人首当其冲成了“运动”对象。接着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个校园沸反盈天。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李邦卿被押上台,弯腰低头,“一巾一盆”制、鼓励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努力学习,都成了他“阴谋翻天”的“罪恶”。他在学生中一手培植起来的积极分子冲到台上,挥起讲桌上的麦克风,使劲砸向他的脖子。这一下下去,可有生命之忧,台下胆小的同学吓得闭上了眼睛。危急时刻,李述之老师走上台来,他是烈士子弟,根正苗红,平时在师生中人缘极好,是“运动”初期学校里的权威人物,他轻声说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支危险的麦克风才停留在了半空中。

两派争夺制高点

数学老师解争端

前院教学区变得门可罗雀,后院生活区却成为主战场,先是山头林立地成立起各种“战斗队”,又分为“保守派”“造反派”两大派系。叶老师成为“造反派”的负责人,笔者却站队在他的对立面。有几次校园相逢,他驻足留步,笔者看都不看他一眼地走了过去,一副誓不两立的架势,背后传来他一声轻轻地叹息。

后院东大门是学校的制高点,门上的附属物耸向空中,有五六米之高。一面“保守派”的旗帜插在了上面,“造反派”不干了,非要换上自己写有“东方红”的大旗,两派战友纷纷赶来,全校学生差不多全都聚集到了这里,革命口号喊声震天。不由分说,两派的领头人迅速攀上大门顶端,胸膛抵着胸膛,眼看要把对方推下去,女同学在下面尖叫。谁也没想到,数学老师徐延堂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他的声音大得惊人:“我建议,我建议,听着,换上一面国旗好吗?”

这一招果然有效。下面的同学让开一条道,大门顶端的两个人无声地退了下来。国旗找来了,飘扬在东大门的顶端。在这群学生心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祖国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助学金不再统一管理 掏钱买梨时被教育

也许是厌烦了无休止的斗争,初二下半年时,运动相对沉寂下来。“保守派”被瓦解,笔者与“战友”成为受歧视的游荡者。助学金照发,再没有人替学生统一管理,变成了自由支配的零花钱。走出后院的东大门,就是双杨店村的集市。百无聊赖中,笔者与几个同学晃荡到一个梨摊上,涎水直流。正打算掏钱,背后响起了说话声:“要买梨吗?”

是数学老师孙树田。入学初期,孙树田担任过笔者所在的15级2班的副班主任,他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从此少言寡语,对谁都和颜悦色。这次语气却格外严肃:“知道助学金是干什么的吗?”许是为了缓和尴尬,他转缓语调,出了一道关于梨的数学难题,内容大概是一群和尚去赶集,碰到了一堆梨什么的,求和尚和梨的未知数。几个学生都低垂着头,脸涨得通红,乖乖地跟老师返回了学校。

夜晚降临,学校没有按时响起钟声,前院教室里晚自习的灯光早已熄了些时日。一缕幽怨的箫声远远传来,那是刘金辉老师在吹箫。他毕业于名牌大学,遗憾的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自知身份敏感,作了运动的“逍遥派”。

此后一段时间里,笔者的中学生活就是在这种箫声中度过的,留下了沉重的记忆。如果有一天再见到刘老师,笔者一定要问他:“那支竹箫还在吗?”

只读完初一的课程 毕业没有毕业证

1968年,在“支左军宣队”的主持下,草草恢复了“复课闹革命”。没有正规的课本,语文课学习的是各类报纸上批判“封资修”的文章。老师偶尔暂时找来毛主席诗词代替,记得是一个红色皮面的小本本。俄语课取消,早自习变成了“天天读”(读《毛主席语录》)。掌权的“造反派”不断来找原“保守派”的同学谈话,寻找“新动向”的对立面,他们内部更是四分五裂的斗争不断,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来“闹革命”。

不知不觉,三年初中过去,要毕业了,13级、14级和笔者所在的15级共三届学生一起毕业。比之高年级同学,笔者还是幸运的,本应该1966年毕业的13级同学在学校里整整滞留了两年。两年时间,他们干了些什么?说是毕业,没有毕业考试,没有毕业证书。对于15级的同学倒是按部就班,可只读完了初一的课程,怎么算得上毕业?李邦卿校长正在扫厕所,学校革命委员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地换了三五次,毕业证书是无人签发的。笔者奔向“名校”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背上简单的行李卷,心情低落地走出了校门。一个同学要送笔者一程,路上他悄悄地说:“叶老师的一份剪报资料还在你手上,让你还给他。”笔者一时陷入了惶惑之中,资料早丢了不说,三年间多次发生的尴尬,让笔者真没脸见他。

走出好远,笔者才恍然大悟,老师在这样向他的学生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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