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释放!百年前亚美尼亚青年报灭族之仇柏林街头刺杀土耳其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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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的一个早晨,一个虎背熊腰的大个子男人裹着大衣离开位于柏林夏洛滕堡哈登贝格大街4号的家,准备出门买副手套。

柏林的初春还很冷,男人搓了搓手,吐出一口浓浓的雾气。他抬起鹰睥般的双目环视四周。此时天色尚早,街上肃穆沉寂,行人并不少。

上世纪20年代哈登贝格大街

这时一个年轻人急匆匆跑过来,与他擦肩而过,往街对面跑去。男人正想转头呵斥两句,突然听到耳畔传来一声巨响,随即脖子上一阵剧痛,他发出一声呻吟,抽搐两下之后就如“像树枝从树上掉下来”般颓然地滑倒在地。

刺客在街对面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然后他又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他回到中枪者这面,试探他的鼻息,并再次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他的脖子被9MM帕拉贝鲁姆手枪弹划开了一个口子,鲜血还在汩汩外冒。仿佛还不解恨,年轻人又掏出那柄黑漆漆的木托把鲁格P08手枪,似乎还想再扣动一次扳机,但理智让他忍了下来。

就这么一耽搁,当他拔腿准备逃跑了,却被闻听枪声的热心柏林市民给堵住了去路。“天呀,你干了什么?”他们惊怒地问道。“我是亚美尼亚人,他是土耳其人。这事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年轻人淡定的回答道。但人们可不听这一套,当闻讯迅速赶来的柏林警察达到现场,刺客已经被人群缴了械,还被殴打得不成人样。

柏林警察逮捕他的时候,年轻人却挂着淡淡的笑意,似是解脱,又像轻蔑。仿佛他不是卑劣的暗杀者,而是一个奔赴刑场的烈士。

随后,一场载入史册的审判就此展开,并深切地影响了人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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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者的名言:“我杀了一个人,但我不是谋杀犯”

世纪审判

所罗门·特利安

很快,嫌疑人亚美尼亚年轻学生所罗门·特利安(Soghomon Tehlirian)被诉以谋杀。这起光天化日之下的杀戮,其大胆程度骇人听闻。德国报纸大肆宣扬该事件,称“土耳其的俾斯麦”“伟大的政治家和德国忠实的老朋友”被阴谋暗杀了,这些称呼郑重的标注在德国外交部送的花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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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柏林。死者的葬礼,棺材上有月牙星旗,前面有伊玛目引路

德国人民群情激奋,人人唾弃暗杀者的丧心病狂。对他的审判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事件,引起了德国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在1921年6月2-3日进行的审判中,另一起更加可怕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事实真相迅速震惊了德国社会。

结果表明,被害者是设计和执行大规模种族屠杀的幕后策划者。由于他的邪恶计划,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80%被有计划地残酷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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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特·帕夏

他就是前奥斯曼帝国内政部长塔拉特·帕夏(Talaat Pasha)。塔拉特·帕夏(Talaat Pasha)是奥斯曼真正掌权者“帕夏三人组”之一,被认为是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总设计师,任职大维齐尔(首相)和内政部长,因其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中的关键作用而臭名昭著。1919-20年的土耳其军事法庭上塔拉特·帕夏已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但他以一战同盟的身份寻求德国庇护并缺席了审判。

1915年4月24日,土耳其的天空愁云密布,阴风惨惨,帕夏亲自下令在君士坦丁堡逮捕和驱逐亚美尼亚社区领袖,这是土耳其“亚美尼亚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土耳其人未经审判就处决了数百名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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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4月24日,土耳其人未经审判就处决了数百名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

随后他又发布了《临时驱逐法令》,将亚美尼亚人大规模驱逐到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为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打下基础。

亚美尼亚男子从15岁到60岁都早已被强征入伍,现在卸磨杀驴的土耳其人密令他们放下武器,然后实施集中处决。

而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则被残暴地驱逐到叙利亚德尔索尔沙漠,大多数在途中就被土耳其士兵或库尔德游牧者残酷杀害,或因饥饿和精疲力尽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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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的一片尸山,更多关于大屠杀的历史请看往期文章。

这段因果敬请点阅往期文章《冥神猖獗、哀鸿泣血,打不死的小强亚美尼亚用血泪浇筑历史》。

获悉真相之后,媒体的风向迅速变了,那些最初对所罗门怀有敌意的报纸开始为他的行为辩护,其中一些甚至称他为“亚美尼亚的威廉·泰尔(William Tell)”。

威廉·泰尔是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13世纪时,他刺杀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地方总督盖斯勒,领导瑞士人民掀起反抗神圣罗马帝国高压统治的大潮,被誉为瑞士国父。

威廉·泰尔,瑞士国父

审判时正值魏玛共和国时期,几名德国律师自愿为杀手辩护,其中包括德国著名律师阿道夫·冯·高尔登(Adolf von Gordon)、德国基尔大学的法律教授泰奥多尔·尼迈耶(Theodor Niemeyer)博士、牧师和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幸存者格里格罗斯·巴拉金(Grigoris Balakian),德国律师约翰尼斯·勒普索斯(Johannes Lepsius)以及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德国司令利曼·冯·桑德斯作为审判的见证人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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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

一边倒的舆论造成欧洲法学史上最滑稽的一幕,证人的证词开始没有对所罗门·特里利安进行审判,反而对帕夏展开了血泪控诉。1921年6月3日,据作证的医学委员会专家宣称,特里利安的行动是以“对创伤经历的明显记忆”为先决条件。

审判不仅检视了特利利安的行为,而且还审查了特利利安的动机,即塔拉特是亚美尼亚大规模杀戮的主要负责人。辩护律师没有试图否认特利里安杀人的事实,而是侧重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对特利里安的精神状态的影响。

试图证明由于他目睹所有家庭成员在他眼前被屠杀,姐妹们也都遭受侵犯,巨大的恐惧感使他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他本人是因为被埋在被杀的亚美尼亚人尸体之下而苟活下来。

因此他们认为特里利安在犯罪期间处于“无意识状态”,并在“精神波动时”实施了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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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毙在流放路上的亚美尼亚小女孩

特里利安在审判中声称,他1915年刚好就在厄尔齐坎(Erzincan),并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境,亲眼目睹了他们被谋杀。

当法官问他是否感到罪恶时,特利里安说出那句著名的名言:“我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我的良知清晰地告诉我……我杀了一个人,但我不是谋杀犯。”

特里利安在审判期间声称,他在德国时常梦见过世的母亲因见到塔拉特·帕夏逍遥法外而百般嘲弄自己的儿子。法庭记录下的他的梦境:

他始终保持镇定没想过要复仇,但坚持了五到六周都总是重复着这一个梦,最终他不得不接受这个梦境实质上是一个异象。他母亲的尸体出现在他面前,他喃喃地告诉她:“我见过塔拉特。”他的母亲回答说:“你既然看到他了,为什么没有为母亲,父亲,兄弟和姐妹的谋杀案报仇?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了。”在此刻,被告想到:“我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我必须获得母亲的认可,当我和她在天堂相遇时,才有脸去见她。我希望她像以前一样给我一个紧紧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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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利安家族的合照,左边第一个是12岁的所罗门,1908年 。

辩护律师库尔特·尼迈耶(Kurt Niemeyer)的闭幕辩论如此陈述:

亚美尼亚民族的所有人,从数千年前的先祖一直到刚刚出生的孩子,都是特里利安的坚实后盾。

特里利安高举着正义之旗、人性之旗和复仇之旗,誓死维护他姐妹和亲属的荣誉。他杀死的人侵害了他家人的荣誉与性命,破坏了他族人的幸福和安宁。

考虑到他的动机,对一个人的怜悯,是对整个国家千百万丧生之人的不公。

被告也因为此人的行为受到严重的心理困扰。陪审团的先生们,您必须确定在杀害被害人时他的心理状态是否健康以及他是否控制自己的意志。

这段掷地有声的辩词无疑影响到陪审团和法官的决断,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作出“无罪”的裁决。最终,根据医学委员会的结论和陪审团的决定,主审法官宣布他因间歇性精神错乱而无罪,旋即他被当庭释放,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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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6月3日,所罗门·特里利安出狱的票证

之后特里利安的行为和判决就被神话了。他成为正义斗争的化身,关于他的事迹经盛不衰,许多书籍、歌曲和电影以此为灵感。对亚美尼亚人,这是最好的精神慰藉,并将他奉为民族英雄。

特里利安的举动被认为是救赎,种族悲剧的首号罪犯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一英勇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害者的群体心灵创伤。

他本人也在回忆说,1921年3月那个清晨,刺杀塔拉特后他久治不愈的癫痫就停止了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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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古老的谚语曾说:“当硬币被抛上天空的一刹那,谁也不知道落地时是正面还是反面。”

柏林谋杀案宣判之后,不仅只对亚美尼亚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和后果,一枚关于人类命运的硬币就已被抛入天空。

硬币之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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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肯普纳,一生致力于对纳粹的审判

当时出席特里利安(Tehlirian)听证会的柏林法学院学生罗伯特·肯普纳(Robert Kempner)为此案件着了迷,几年后,他参加了1924年对纳粹党员威廉·弗里克的审判,诉状是他在推翻德国政府的尝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庭辩上肯普纳建议合法解散纳粹党,如果他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历史的车轮或许就变向了,但历史没有如果。

纳粹党上台后,肯普纳由于其犹太血统被送往集中营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逃了出来并偷渡出国,最终移民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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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大审判

再次回到德国时,他已经担任美国首席法律顾问,针对另一项危害人类罪进行起诉,这就是著名的对纳粹暴行的纽伦堡审判。

肯普纳在军事法庭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精通德国法律体系,在许多代表许多犹太人发起针对德国的赔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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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在以色列接受审判的阿道夫·艾希曼

最后他还参加了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犹太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

此外,对特里利安的审判还引起了利沃夫大学语言系的犹太学生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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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莱姆金

莱姆金生于波兰,从小耳濡目染关于亚美尼亚复仇者的故事。当他的一位教授告诉莱姆金,谋杀一个人时可以轻易找到适用的法律条文,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来约束谋杀数以百万计的人,他为之感到震惊。

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关于种族灭绝的国际法。他与教授的对话是这样的:

莱姆金:“为什么亚美尼亚人没有因为屠杀而逮捕塔拉特?”

教授:“没有法律可以逮捕他。这就像一个拥有一群鸡的农民。他杀了所有圈养的鸡也只是他的私事。如果你要进行干预,就是在侵犯他的权利。”

莱姆金始终疑惑不解:“杀害一个人是特里利安的罪过,但杀害超过一百万人的压迫者难道就没有罪吗?那么法律的公平又体现在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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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凯末尔

1921年,英国司令部决定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罪犯流放到马耳他岛,其中包括许多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执行者,但最终这些奥斯曼囚犯被用于与22名英国俘虏进行了交换,他们在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领导下日益壮大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中被俘虏。莱姆金对此事件深感不适,并最终决定放弃前途光明的语言学家,转修法学。

当年再次发生一起轰动世界的暗杀事件,巴黎的犹太裁缝谢洛姆·施瓦茨巴德(Shalom Schwarzbard)光天化日下刺杀了乌克兰国家领导人西蒙·佩特里拉(Symon Petliura),后者在1918年组织了对成千上万犹太人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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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洛姆·施瓦茨巴德庭审

此案类似于所罗门案件,沙洛姆的父母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这起谋杀案就发生在乌克兰的首都。凶手站在法庭上,控诉了被杀者使他族人丧生的所有血腥手段。

法院再次陷入两难境地:道德与合法性相互冲突。最终应用相同的解决方案,年轻的犹太裁缝也因为间歇性精神错乱而被判无罪。

莱姆金(Lemkin)现在是法学院的学生,他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是否有必要制定一部国际法来惩治大规模杀戮人群,因为除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切关注外,他还担心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案例中,男人报仇在自己手中。为什么所罗门·特里利安和谢洛姆·施瓦茨巴德需要自己执行裁决?

“他曾担任捍卫全人类良知的裁决者,但是,一个人只能靠自己伸张正义吗?冲动会不会动摇这种正义形式并使其变得荒谬?那一刻,对我来说,对于无辜者被谋杀的担忧变得更加有意义。我不知道会不会得到答案,但我感到全世界必须通过一项打击这类种族或宗教残杀的法律”拉斐尔·莱姆金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1927年施瓦茨巴德受审之后,他还写过一篇文章道:“他对于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统一关于破坏民族、种族和宗教团体的道德标准表示遗憾。”并称施瓦茨巴德的行为是“美丽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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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莱姆金定义了何为种族灭绝罪

莱姆金终生致力于消除这种不公正现象,他创造了“种族灭绝”一词,并坚持不懈地游说了联合国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公约后数小时,记者们发现拉斐尔·莱姆金一动不动地坐着,泪水从他的眼中流淌出来。

透过的泛满泪珠的眼睑,他记起27年前,1921年3月15日那天上午,一个名叫所罗门·特里利安的年轻亚美尼亚人在哈登贝格大街27号的一所房屋前与塔拉特擦肩而过,转身扣动了扳机……

而硬币的背面,也许是另外一个故事。

硬币之反面

1921年6月,特里利安被宣告无罪的同时,一个神秘武装部队的特工们在全世界追猎敌人。

在伊斯坦布尔,阿塞拜疆部长汗·贾万希尔在佩拉皇宫酒店的台阶上被米萨克·托拉基扬(Misak Torlakyan)枪杀,刺杀他的凶手被英国法庭裁定有罪,但因癫痫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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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贾万希尔

在罗马,土耳其前总理,另一位“帕夏三人组”成员之一萨义德·哈里姆·帕夏下马车时被射中双眼,刺客从容逃离,同伙也荡然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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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哈里姆·帕夏

在柏林,残暴的屠杀执行人巴哈丁·夏克尔和“特拉布宗屠夫”塞马尔·阿兹米在晚饭后的散步中被枪杀,凶手消失在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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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马尔·帕夏

将亚美尼亚人“迁移”到叙利亚沙漠的负责人塞马尔·帕夏在第比利斯的契卡总部外去世。这次凶手被抓并死在古拉格监狱。

而为苏联契卡工作的亚美尼亚人在这个神秘组织找到前部长恩维尔·帕夏之前就杀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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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塔拉亚特·帕夏(左)与伊斯梅尔·恩维尔·帕夏(右)

这一半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由于1895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开始系统性地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到穆罕默德五世上台后形势愈演愈烈,甚至把“没有亚美尼亚人-没有亚美尼亚问题”的政策作为优先国策。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土耳其几乎没有立锥之地。

特里利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896年4月2日出生在奥斯曼帝国耶尔恩卡(Yerznka)的巴加里吉村,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作为亚美尼亚人的孩子在伊斯兰国家成长,生存之恶劣可想而知,于是特里利安的父亲计划移民塞尔维亚并前往该国为全家安顿进行铺垫。但1905年他刚回国就被当局逮捕并被判处六个月徒刑。

特里利安曾就读于当地的新教学院,然后又参加了耶尔恩卡中央学院的中学教育。1914年,18岁的他移居塞尔维亚,他的父亲和叔叔都在那里工作,并计划到德国接受高等教育。

但1915年,欧洲和美国的亚美尼亚人开始招收志愿者,这个神秘组织叫做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ARF),特里利安为了拯救自己的同胞,与一群亚美尼亚青年一起被送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沃特敦,由那里的亚美尼亚裔美国人资助训练。

根据其中一种说法,在1915年6月,奥斯曼帝国下令驱逐所有在尔津詹的亚美尼亚人,特里利安的母亲,三个姐妹,姐夫,两个兄弟和一个两岁的侄女都在驱逐出境的路上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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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利安的家人

但在2016年特里利安的儿子声称他的祖母也就是特里利安的母亲和哥哥瓦斯肯确实死于种族灭绝,后者住在贝鲁特并正在学医,但是特里利安没有姐姐,他的父亲在俄土战争中服役,另外两个兄弟则在塞尔维亚。

总之,虽然他的家人并非真的死了,但特里利安因的确因亚美尼亚大屠杀而失去了85个亲友,也因大屠杀失去了150万以上的族人。

亚美尼亚官方记载,1915年6月,训练结束后的特里利安被分配到组织的暗杀机构,与其他亚美尼亚志愿人员一起回到范城,目睹了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出境。他与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到伊格迪尔,然后到达了埃里温(Erevan)。特里利安在回忆录中写道:“突然的撤退使得人群没有任何准备。没有空间,面包,食物,医疗救助也不够,大多数被驱逐者都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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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中的孤儿

在亚美尼亚被驱逐者中,有许多孤儿。特里利安从埃里温和埃希米亚津(Echmiadzin)的街头找到了许多患病的孤儿,并将他们安置在孤儿院中。

1916年,他返回家乡耶尔恩卡,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些家人,那里曾被俄罗斯军队占领。在亚美尼亚人曾经居住的小镇废墟中,他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子屋。四处残桓断壁里,特里利安深感震惊,不知不觉地晕倒在地,这是他癫痫病的第二次发作。

在耶尔恩卡,他继续为国家执行了重要任务,在无人居住的地区,洞穴,森林,废墟和废弃的房屋中寻找孤儿,并将其交给孤儿院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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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兵生涯

在回忆中,他提到“ 4月,俄罗斯人占领了特拉布宗,并于7月中旬进入耶尔恩卡。在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田野到处都有生病的野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被摧毁的亚美尼亚村庄废墟中幸存下来。被发现时如秋天的叶子一样恐惧颤抖着。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国籍和人类身份。其中大约有200人聚集在克努斯。拯救孤儿的工作迫在眉睫;每个小孤儿都是重建国家的一块新砖。”在耶尔恩卡他加入了穆拉德·塞巴斯塔奇(Merad Sebastaci)志愿者支队,并参加了高加索阵线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6日,特里利安在一次战斗中枪伤,被送往第比利斯直到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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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2月,特里利安到达伊斯坦布尔,发现了亚美尼亚叛徒姆赫塔尔·哈罗蒂奥恩·梅格迪奇,后者编制了一份“黑名单”,塔拉特正是根据该黑名单于1915年4月24日下令流放和处决亚美尼亚政治和文化精英。

1919年2月,在首次锄奸行动中,他顺利铲除了背叛者。由于表现出色,1919年末,特利里安移居美国,在那里被介绍给亚美尼亚著名政治人物阿门加罗(Armen Garo),并根据加罗的提议加入了克星行动,该名字又以希腊神话女神的名字命名为复仇女神( Nemesis)。这一行动计划将那些逃避起诉的土耳其领导人绳之以法。

1919年秋天在埃里温绝密的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通过决定,要将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罪的肇事者判处死刑。大会确定了41个目标,他们都是被免于起诉的土耳其人领导者,其中首要目标就是塔拉特·帕夏。发现塔拉特·帕夏在哈登贝格大街4号居住后,特利里安在他家附近租了一间公寓,长时间侦查帕夏的日常活动,最终觅得良机欣然得手,据说,该组织的负责人曾让他不用事后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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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F

特里利安在庭辩中声称自己是在偶然遇到塔拉特后采取了单独行动,但其实他并非一时冲动。此案颇多疑点,法官根本没有询问他是如何持着波斯护照和瑞士学生签证以及一大笔钱入境德国。

在回忆录中,特里利安写道:“我当时在另一侧的人行道上,以非常快的步伐向前奔走,与他擦肩而过。他走路的时候摇摆着拐杖。脑海中只剩下一片空白使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彼此相遇时塔拉特神情敏锐,死亡的恐惧在他的眼中闪耀。他试图转身避开,但我迅速掏出枪支,向他开火……”

获释后,特里利安移居南斯拉夫娶妻生子,并成为当地射击俱乐部的成员,队友都认为他是熟练的神枪手。之后这对夫妇搬到贝尔格莱德并居住到1950年,辗转卡萨布兰卡、巴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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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利安与妻子

1960年特里利安因脑溢血去世,并埋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的亚拉腊公墓。他的墓碑是一块方尖碑,碑顶雕刻着一只镀金的鹰,鹰爪上抓着一条蛇。

塑造者这样解释他的作品:“鹰代表亚美尼亚人民的正义之罚,鹰撮霆击将怒火撒播向代表塔拉特·帕夏的那条蛇”。纪念碑位于公墓中央,周围环绕着柏树,砌着红砖的走道上,不时有亚美尼亚人敬献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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