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为什么都会失败?

我们不妨从宏观层面看,元朝征伐日本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镰仓日本存在公家和武家的矛盾、恶党横行、御家人贫困化等种种问题,不过,我们还是把焦点对准忽必烈的元朝。
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为什么都会失败?

《孙子兵法》一开始,就讲到衡量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五事是“道、天、地、将、法”,实际主要是两大方面:战争的合法性或正义性,军事实力以及充分发挥这种实力的客观条件。
先说后一方面。元朝军队的前身,蒙古帝国军,虽然横扫欧亚,战绩辉煌,可毕竟不是百战百胜的天兵天将。出使蒙古的南宋人徐霆说了:“彼亦是人,如何不怕死!”(《黑鞑事略》)蒙古帝国的军事机器要成功运转,必须有一套相应的机制和条件加以配合:
充分的战略情报和战术侦察,利用敌内部矛盾,极尽分化瓦解之能事。徐霆说,蒙古军打仗,哪怕是小分队,也“必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
广阔绵长的战线,便于大军团侧翼迂回、纵深突破,也就是英国战史学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对蒙古军赞不绝口的“间接路线战略”。
温和的气候条件和平坦的陆地,便于骑兵冲突机动。元朝军队出征东亚和南亚,因为无法克服恶劣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蒙古军马亦不能施其技”(《元史·安南传》),就和传统中原王朝的军队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表现平庸。
迅速吸收、转化被征服地域的先进军事技术、人力和物资资源,投入新的战争。正牌蒙古军人数不多,但收编了大量被征服民族的军队。新兴的元朝水军、震撼襄阳的西域炮、夹河两岸部署“马、步,翼以炮弩”的三面攻击法,等等,都是蒙古人吸收转化军事技术的典范。
前面这些表明,在两次东征日本的战争中,以上四个基本条件,一个都没发挥作用。
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为什么都会失败?

再来看“道”。狭义理解,道是民心向背(“令民与上同意”);广义理解,道是大义名分,是合法性(legitimacy)。萧启庆形容忽必烈“嗜利、黩武”,他对邻近及海外诸国发动的一连串战争,不是巩固大一统所必需,而是“蒙古世界征服战争的延续”。
忽必烈完成统一战争后,毫不顾及中国疮痍满目、亟待休养生息的现实,匆匆忙忙全力驱动中国社会超负荷运转,以满足少数人的野心和欲望。这种做法,即便在元朝内部,也不得人心。许衡、王磐、赵良弼等人劝阻在前,相威、昂吉儿、崔彧、刘宣、魏初、申屠致远等人谏止在后。他们的看法,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进入统治集团的知识精英的反对立场。太子真金(Jingim)因死得早,未能即位,他的儿子元成宗登基后,追封他为“裕宗”。翰林词臣撰写的《册文》列举了真金的三件主要“政绩”,有“弭兵日本,广先皇柔远之仁”。(张伯淳《养蒙文集》卷1)可见,就连忽必烈一手培养的接班人也看不过去。遗憾的是《元史》对此一字不提。
忽必烈驱使各族百姓,供给军需,四处征战,其居心和手腕,好似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太武帝围攻南朝要塞时,写信给对方守将说:我派来攻城的敢死队(斗兵),都不是我大魏的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阁下请尽管杀。丁零人战死,等于少了点在常山、赵郡作乱的潜在贼徒,胡人战死,“减并州贼”,氐人战死,“减关中贼”,朕左右不亏。(《宋书》卷74《臧质传》)受忽必烈驱使充当炮灰的普通人民,自然也是不甘和愤怒的。郑思肖就痛斥忽必烈的征日工程是:
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并户抽丁语。凶焰烧眼口竟哑,志士闷闷病如蛊。(《元鞑攻日本败北歌》)
他还在《元贼谋取日本二绝.其二》中形容第二次出征日本的新附军“此番去者皆衔怨”。这些话虽然出自与蒙古统治者势不两立的南宋遗民之口,大体还是实情。
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为什么都会失败?

中国古代的先贤历来坚持,战争的合法性必然决定战争的胜负。这种看法虽然有些迂阔,有时也其应如响。西汉的魏相有“五兵”论:
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汉书.魏相传》)
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从道义上说,既是“忿兵”、“贪兵”,也是“骄兵”,早就被传统战争哲学判了“死刑”。
我们再想想他手下一干将帅龃龉猜忌、互相掣肘,还有那一败而馁、远遁千里的糜烂军纪,只好说,忽必烈的征日战争,在“道、天、地、将、法”五项上,分数全都不及格,就算没有“神风”,他的赢面又有多大?
当然了,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人像当年的留日学生一样,觉得“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鲁迅《坟.说胡须》)。这个观念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比乍看上去要深刻得多的民族心结。
因为,中国,这个在亚欧大陆的东方成长起来的、具有相对连续性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历史上有许多足以傲人之处,近代以前却一直承受着地缘政治带来的某种“诅咒”:在中华帝国的北方,在农耕地带的边缘,自秦汉时代的匈奴开始,总有一个来自内陆草原的强敌徘徊窥视,迫使它投入大量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极少想到去经营东面的大洋。突厥之于唐,契丹、女真之于宋,蒙古之于明代,准噶尔和沙俄之于清,都是如此。所以王柯才说,中华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历代王朝能够在西北建造起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却从没有一个王朝想要到东南去建设一支海军力量”。
其实,忽必烈时期的元朝,恐怕是唯一的例外,也是唯一真正试图把军事力量投射到今天常说的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以外的中国王朝。虽然忽必烈是个蒙古人,而且他经营“第一岛链”,不过是零敲碎打、毫无章法、破绽百出,最终也没有什么成绩,毕竟算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历史契机。
最后,就元朝政权自身的发展而言,忽必烈长达二十多年的穷兵黩武,真可谓“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诚然快意,毕竟缺乏宏远之规摹,耽误了元朝最关键的“门槛”跨越期。
自从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提出四种权力来源(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以来,许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用这组概念来研究“帝国”的实力建构。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就说,在帝国扩张时期,主要依靠军事优势和经济优势,但到了巩固阶段,就要更多加强政治和意识形态实力。这个转折又称为“奥古斯都门槛”,因为奥古斯都(可算第一位罗马皇帝)在遗嘱中禁止再搞军事扩张。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就是逐渐消融中心和边缘(例如腹里和江南)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差距,逐步取消征服者的法律特权,多借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建设,降低统治的成本,最大限度延长帝国有序和繁盛的周期。
大元帝国此关键转折,本该发生在至元十三年到至元三十年间,也就是忽必烈统治的后半期。忽必烈两次征日失败,早就在提醒他,元朝在各方面已经达到了军事扩张的极限。
跨越奥古斯都门槛,有点类似萧启庆说的从“统一”到“统合”(national integration),但是涵义更宽泛,也更注重动态过程。萧启庆认为,元朝虽然实现了统一,在意识形态、族群政治参与、民族融合和阶级鸿沟等方面“统合”失败。其实,也等于说,大元帝国摔在了奥古斯都门槛之前。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一个成功的帝国,需要在政治上有生命力,意识形态有灵活性和吸引力,掌握远距离投射军事实力的能力和上游关键技术,控制贸易网路,等等。这是顺利跨越了奥古斯都门槛的帝国。但是,这个图景离元朝非常遥远,历史也无法推倒重来。
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为什么都会失败?

综合各种西方理论言之。其实,对于忽必烈发动的两次征伐日本战争,郑思肖还有一个更加简明而犀利的评价,出自他的《元贼谋取日本二绝.其二》:
海外东夷数万程,无仇于鞑亦生嗔。 此番去者皆衔怨,试看他时秦灭秦。
“秦灭秦”是什么意思呢?说日本是“秦”,有双关意:一是相传日本人是秦始皇派出求仙的方士徐福的后裔,也算“秦人”;二是在郑思肖看来,“东夷”素来“蛮顽”,和“胡元”属于一丘之貉,都仿佛传统历史的大反派——“暴秦”。元朝同日本的战争,甭管谁赢,不过是一个“秦国”去灭了另一个“秦国”。
不要小看了这句“秦灭秦”,它包含了非常生动的儒家政治哲理。
公元前三一四年,燕国发生内乱。邻国的齐宣王想趁火打劫,兼并燕国。据说,齐国有个叫沈同的大臣,私底下请教孟子:“燕国可伐吗?”孟子答得很干脆:“可以,燕国君臣无道,当然可伐。”齐国果然出兵攻打燕国,“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燕国百姓恨透了齐国,齐兵刚打下来的城池,又举起了叛旗,其他诸侯也对齐国虎视眈眈。
于是有人质问孟子:“不是你劝说齐国伐燕的吗?现在怎么搞到了这个地步!”
孟老夫子一拍大腿:哪有此事!沈老弟问的明明是“燕国可伐吗?”我说可以,他转身就去召集军队了。哪怕他再耐心多问一句:谁有资格伐燕?(“孰可以伐之”)我就会说,只有行仁政、诛无道的“天吏”,才有资格伐燕。好比有个杀人犯,如果别人问我:这犯人该杀吗?我当然只能回答:该杀!如果他接着问:“孰可以杀之?”我会告诉他:只有执法人员“士师”才有资格杀这人。如今齐国和燕国一样无道,还敢去打燕国,岂不等于“以燕伐燕”?我怎么会赞同呢?(《孟子.公孙丑下》)
忽必烈征伐日本,难道不是“以秦灭秦”、“以燕伐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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