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领导力危机”侵袭英政坛,苏纳克能帮英国度过危机吗

【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纪双城 环球时报记者 陈子帅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王晓雄】10月24日,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作为唯一一名候选人,自动当选为保守党新党首。他将成为英国6年来第五位首相。苏纳克虽然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和第一位非白人首相,但他的四位“前辈”在下台前后,都曾被舆论称为二战后或史上“最差首相”。相关民调则显示,随着英国更换领导人的速度越来越快,近年来几位首相的支持率呈现出持续走低的趋势。有观点认为,英国正在遭遇领导力危机,而这种危机具有深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那么,苏纳克能帮助英国度过这场危机吗?

“二战后最差”成了标签

英镑兑美元汇率跌至历史低位、证券市场大跳水、英国央行被迫投入650亿英镑“拯救”民众的养老金——在特拉斯宣布辞职后,英国媒体对她在任45天的“政绩”进行总结。至于她对保守党以及英国的影响,《新政治家》以及《Unherd》等英国杂志表示,她进一步推动了保守党的衰落,摒弃了该党的实用主义传统,破坏了该党在治理经济方面的良好形象,并让英国成为全球笑柄。

英国民调机构YouGov公布的调查显示,在10月20日宣布辞职前,特拉斯的净支持率(支持率减去不支持率)已经下跌至-70%,比此前被评为英国二战后“最差首相”的约翰逊(-36%)还低。除《地铁报》外,《新政治家》杂志、《桑德兰回声报》等英国媒体也纷纷发文,将特拉斯称为英国史上“最差首相”。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特拉斯糟糕的执政表现,相较于7月宣布辞职时,约翰逊10月中旬的净支持率已经上升17个百分点。约翰逊虽然带领保守党在2019年大选中获得议会下院多数席位,完成了“脱欧”,还曾带领民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这两大危机,然而他的缺点也让人难以忽视:煽动分裂、故意违反国内法和国际法、包庇犯下恶行的下属……

【环时深度】“领导力危机”侵袭英政坛,苏纳克能帮英国度过危机吗

除特拉斯和约翰逊外,卡梅伦、特雷莎·梅也在下台前后被一些媒体评为英国二战后或史上“最差首相”。2019年6月7日,特雷莎·梅辞任英国首相。此前,英国《卫报》发文,称她是18世纪晚期诺斯以来最差的英国首相。美国在诺斯担任大不列颠王国首相时宣布独立。2021年6月,英国利兹大学对全英44所大学93名研究英国政治和当代史的学者进行调查。他们将特雷莎·梅和艾登并列为二战后英国“最差首相”。让特雷莎·梅获得这一称号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没有在任内完成“脱欧”;举行了一场不必要的大选,让保守党失去在议会的多数席位;任命约翰逊为外交大臣,让英国在世界上更加孤立;在英国国内发起“文化战争”;在其任内,儿童贫困率飙升至30年来的最高峰、住房危机愈演愈烈、暴力犯罪飙升等。

举行“脱欧”公投以及由此产生的排外主义和越来越强硬的政府政策,是法国《历史学家》杂志网站将卡梅伦与英国前首相张伯伦和艾登相比较的重要原因。该杂志认为,卡梅伦让英国开始坠入“无底的深渊”。有了他的衬托,张伯伦和艾登看起来不再那么面目可憎了。虽然张伯伦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没有证据显示他能力挽狂澜,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在艾登任内遭遇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一事件羞辱性很强,但“伤害性不大”。

民意调查机构益普索集团今年8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9%的受访者认为,约翰逊是二战以来英国历任领导人中最差的,紧随其后的是特雷莎·梅(41%)和卡梅伦(38%)。英国首相的支持率不仅越来越低,执政时间也越来越短。卡梅伦在任时间超过6年,特雷莎·梅和约翰逊仅有3年,而特拉斯在位仅45天。

更糟的是,除了首相之外,英国议会议员的素质也引发担忧。英国前国际发展事务大臣斯图尔特近期在《金融时报》发文。作为曾经的“局内人”,他表示即便在卡梅伦或者布朗执政时,有能力的议员也会遭到忽视,某些最为自大、不可靠、没知识的议员却会被提拔。

工党也存在领导力问题。虽然眼下该党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超过50%,但很多英国人不会忘记,前工党领袖科尔宾在2019年的净支持率也曾跌至-55%。虽然工党标榜代表基层民众的利益,但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工党已经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党了。现任工党党首斯塔默曾经是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影子内阁中的“脱欧”事务发言人。传统意义上,工党主张英国留在欧盟内部,但斯塔默上任后因此遭到批评。为迎合“脱欧”派选民,他也变成“脱欧”派,令支持者们对其大失所望。

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英国的政治制度感到不满,对政客的信任度也越来越低。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1944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35%的受访者认为政客从政只是为了自己;22%的受访者表示,政客会把党派利益放在首位。与此同时,也有36%的受访者认为,政客主要聚焦于推进国家利益。

77年后,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对同样的话题展开调查。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63%的英国受访者认为,政客从政只是为了个人利益;只有5%的人认为,政客竞选公职是为了国家利益。

忽视民众的意见可能是导致英国人对政府信任度越来越低的原因之一。在伦敦从事灯饰销售生意的帕洛克,是二战结束后出生的一代。年近80的他感慨说,现在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英国间接卷入俄乌冲突的程度越来越深,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政府却在不断出台各种‘自杀式’政策……对于国家该怎么做、能怎么做,几个人在内阁办公室里就决定了,为什么没人问过我们?”

IPPR警告称,如果不采取措施提升民众对政客的信任度,英国可能陷入恶行循环,即政府执政表现越来越差,导致经济越来越“拉胯”,进而削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加剧不平等,而这些反过来会导致民粹主义上升、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政府更加腐败。

培养政治明星,而不是治国者

频繁更换首相以及官员的不断辞职,让英国政坛出现了一场场闹剧,而隐藏在这背后的是英国的制度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英国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员李冠杰表示,英国原本实行间接民主制,但近年来公投这种直接民主形式在英国重大事务决策中不断被运用,约翰逊趁民粹主义勃发之机造势上台后,更是令英国陷入两种民主制度混杂的状态,导致许多政治精英在所谓“民意”和正确决策之间难以做出理性选择,于是频繁辞职。

虽然特拉斯现在处于“墙倒众人推”的窘迫境地,然而她也是今年夏季多数保守党人选出来的党首。对于英国首相支持率越来越低这一现象,有人将其归结于个人能力问题。不过近年来的事实表明,无论谁入主唐宁街10号,支持率都会持续走低。

伦敦大学学院副教授、《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克拉斯表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知道为什么英国会选出这么多才不配位的掌权者。他认为,无论是竞选还是晋升,英国都是让参选人去追逐权力,而不是去寻找那些有能力的人,这导致参选人的素质难以得到保障。克拉斯提出,英国应该设计出能够培养优秀领导人的机制,而不是寄希望于他们会凭空出现。这一机制能否很快出现不得而知。《环球时报》记者曾在保守党年会上和该党多名青年党员聊天。他们表示,最想从卡梅伦等前党首身上学到的,是在议会“舌战群雄”的能力,而不是治理国家的能力。

英国前国际发展事务大臣斯图尔特认为,英国的政党和竞选制度导致约翰逊等不适合者成为国家领导人。他解释说,保守党花了数十年将约翰逊一步步培养为政治明星,而不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约翰逊的缺点心知肚明,然而为了选票却选择对此视而不见。斯图尔特强调,保守党乃至整个英国政治文化都需要重塑。政客们不能再指望戴着“伪善的面具”站在选民面前,当选后就将面具摘去。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朔认为,英国领导人与很多议员的个人履历很丰富,但他们在治理国家时却表现得一团糟,这暴露出英国政治体制与政党制度的问题,即候选人上位后无法真正代表民众意见与利益。以特拉斯为例,其减税政策迎合了以保守党党员为代表的富人的喜好,但保守党党员仅占英国选民总数的0.3%左右,不具代表性。此外,英国自“脱欧”以来政治分化加剧,无论是工党与保守党之间,还是保守党内部各个派别之间,为了争权频繁“打斗”,造成“政治空转”和社会高度分裂。在此背景下,每个政党都为了争取选票而不断极化主张,致使政策趋向极端与不稳定。

领导力危机并不只是英国面临的问题。据英国《泰晤士报》日前报道,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在经历类似危机。以美国为例,总统拜登在任内支持率不断创下新低,而其副手哈里斯的支持率更低。特朗普的支持率不高,但共和党内无人能出其右。2024年,美国民众很可能要在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个并不受大多数选民欢迎的人中选择他们的总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张健表示,不合理的选举制度让西方国家越来越难以选出合格的领导人。西方民众已经深刻体会到,无论哪个党派、哪位领导人执政,民众都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得实质性好处,因此只能在不断的选举中“换一个人试试看”。王朔表示,英国的领导力危机是整个西方民主制度失调的缩影,只是“脱欧”困境放大了英国现有问题与矛盾。实际上,西方许多国家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政治人物不再关注政策是否能够给民众带来福利,而是偏向于迎合特定群体需求。

10月24日,苏纳克自动当选为保守党新任党首。有观点认为,这位印度裔保守党人需要向该党证明,他就是那个能将英国从混乱中拯救出来的人。然而王朔表示,英国的领导力危机是其政治体制造成的,这导致该国即使更换领导人,也无法找到解决国家根本性问题的良方,反而将加深老百姓与精英之间的隔阂,使得民众对政府和政治人物的期望越来越低,直至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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