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竞争法案》的实质:以狭隘国家私利阻碍全球发展

《美国竞争法案》的实质:以狭隘国家私利阻碍全球发展

【鸣 镝】

前不久,美国参议院以68票赞成、28票反对,表决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美国竞争法案》。这份长达2375页的法案内容包括将向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投入上千亿美元资金,其宗旨是以中国为“战略对手”,旨在提升美国在经济、国家安全和外交领域竞争力,引发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发展与转型进程的关键时期,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带来许多全球性挑战。高新技术变革尚未成熟,经济增长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多变,对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与共同发展构成威胁。而美国却与当下世界各国求发展、求和平、求合作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以冷战思维继续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特别是通过立法,推出《美国竞争法案》,不断完善对华“新遏制战略”。

从2021年《无尽前沿法案》到参众两院分别推出不同版本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法案内容已超越聚焦科技战略竞争的政策核心,泛化为一部要在所有领域展开的“对华战略竞争总剧本”。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的目标是增强美国在关键技术、产业等领域的竞争力。但其内核并不是通过激发自身竞争优势来“自强”,而是以竞争之名、行打压之实。

一方面,法案侧重加强美国本土的科技创新能力,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将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拨款激励私营部门投资半导体制造、改善美国供应链和增加关键产品的国内生产以及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另一方面,法案更关注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推动关键技术的“去中国化”,通过打压中国的方式保持美国在全球半导体等产业的技术和竞争优势。此外,美国还试图借助外部力量,组建所谓“科技联盟”,如与日本、欧洲在半导体研发方面加强合作,邀请日本、韩国等组建“芯片四方联盟”,意图将中国置于技术孤立的境地,精准实现对华技术封锁的目的。通过打压中国产业发展,鼓励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回流本土,进而推动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本地化和“去中国化”,通过强权手段制造相对实力优势,充斥着浓厚的敌意和狭隘的现实主义权力竞争色彩。

美国意图通过政治和安全手段重塑跨国产业分工格局的行为,将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造成重大冲击。众所周知,全球供应链业已形成的“加州设计,中国组装”的国际分工格局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自然形成的。通过国家大规模的政策干预能否扭转美国在高精尖技术和制造业领域的跨国分工与竞争态势还是未知数,但却势必严重破坏当前全球高技术产品供应链以及全球技术合作的信任基础,导致产品技术进步的延缓与创新的迟滞,不利于全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而这种破坏性影响的根源,就在于美国将技术优势的获取路径从商业途径转向安全途径,秉持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思维,将中国的技术发展与国家实力提高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与破坏,以狭隘的国家私利阻碍全球发展。

事实上,美国以竞争之名、行打压之实,试图通过强权维护相对优势的行为无益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中美经济深度交融的背景下,强行终止双方在技术、经贸领域的相互联系来打压中国,对美国而言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中美在经贸和技术领域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是支撑美国产业、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门类齐全的制造业生态、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是国际供应链中短期内难以复制的稀缺资源。中美两国是全球技术、经济、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共同支撑性力量,美国若贸然与中国进行技术脱钩,将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在美国内部,法案出台的潜在影响也伴随频繁的讨论和争议。如竞争企业研究所政策主管小克莱德·韦恩·克鲁斯撰文指出的,《美国竞争法案》的出台将具有巨大的、被忽视的监管效果,如果美国继续在技术政策和投资中寻求过度主导的政府角色,庞大的政府支出将改变大型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所有轨迹和市场竞争环境。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在题为《美国与中国:正面的战略竞争》的文章中提到,当下全球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主权债务高企、地缘政治紧张、冲突加剧和供应链中断等多重不利因素。引领世界走向发展之路,需要中国和美国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进行战略合作,或者积极的战略竞争,促使每个国家发挥出最大的创新潜力;而不是制定消极的战略竞争,阻止其他国家挑战自身的优势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通过立法将对华负面政策制度化、框架化,在中美建交五十年来还是第一次发生。在全球疫情加剧、经济增长陷入瓶颈、人类发展受阻的关键时刻,这份缺乏大国担当、充满“零和博弈”色彩的法案可能会加剧国际安全走向失控、大国关系走向失调、国际秩序走向失序和全球治理走向失衡的风险。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世界发展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维护和稳定中美经贸关系,既符合中方利益,也符合美方利益,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无助于解决两国分歧。中国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为全球第一大国,美国选择竞争而非合作的姿态炮制“竞争法案”,以制度化的方式鼓吹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将维护其全球领先地位置于全人类福祉之前,与当下世界各国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大势背道而驰,缺乏对国际社会应有的责任担当。

历史已多次证明,合作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也是全球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忠实推动者。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中国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利用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了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益,并主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带动当地产业升级,为全球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作出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致力于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现共同发展。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全球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部分传统经济模式正在被数字技术革新带来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取代。而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统一的经济治理规则体系。中国一直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治理机制。通过打造数字经济自贸区、参与地区经济沟通对话机制、促进新型基础设施海外建设等方式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加强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战略对接,共享跨国合作市场红利和技术红利,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因此,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危机丛生、发展赤字加剧等问题,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这个时代双方相处的正确之道。今年是中美发表“上海公报”50周年。50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发展,两国人民从中获益良多。面对美方近年来的一系列遏华举动,中方一直强调,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三点原则,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从公共卫生合作到振兴经济,从改善基础设施到应对气候变化,中美双方应打破零和博弈思维与安全困境基础上的消极竞争,通过积极合作让两大经济体走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为做大全球经济蛋糕、实现普遍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刘典,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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