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罪恶论文曝光,竟将香港当做街头政治“培养皿”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凌德 任重 环球时报记者 李雪】《美国经济评论》6月号刊登了一篇令人震惊的论文,论文显示在2017年和2018年,供职于美德英澳等国的5位学者联合在中国香港特区进行了一个“科学实验”,以向香港大学生提供劳务费的方式鼓励他们在反政府游行日上街“统计人数”,并考察“短期激励”与“长期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这一所谓的“科学实验”不仅在网上引发“道德伦理”拷问,也暴露出美欧等国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美国有长期在国外搞颜色革命的传统,有一整套的方法来引导”,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祥6月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样的论文,说白了就是变相为组织政治抗议活动提供了社会心理学基础,为进行社会煽动的那部分乱港分子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

  一项用钱“激励”的实验

  《美国经济评论》是由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全球知名学术刊物,这篇题为《持续的政治参与:社会互动和抗议运动之间的动态关系》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致是:在政治运动中,参与某次抗议活动的人数会不会影响后续抗议活动的参与人数及原因。

  论文作者宣称,其研究对象主要是2017年和2018年的香港7·1反政府游行。论文作者设计了一项实验,“随机、间接地激励香港大学生参与反独裁抗议游行”。实验一共招募了1100名学生,均为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生,其中有849人完成了全套实验。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基础调查,调查内容是当事人的政治态度。完成调查即可得到300港元的“劳务费”。第二步,把参与者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暂不接受任何干预。实验组的受试者在2017年6月30日晚收到一封邮件,内容是:“过去有许多同学参加了7·1游行,所以我们邀请部分同学明天帮我们更好地统计7·1游行的参与人数。希望你们积极参与,为科学做出贡献。在游行中,这仅仅花费5分钟。一旦你们上传了所有数据,我们会提供350港元的报酬。”

  接下来是后续调查,主要内容是受试者是否参加了7·1游行。只要完成调查,受试者就可获得50港元的额外奖励。对于“对照组”的一部分学生,实验者在7·1游行一周后鼓励他们去非抗议地点的中环地铁站“统计地铁站内的人数”,“希望你们能够积极参与,为科学做出贡献……一旦你们上传了所有数据,我们会提供350港元的报酬。”作者称,这组数据用来与激励学生政治参与的效果作对比。

  此后,论文作者于2018年7·1游行时作了前测调查(主要询问受试者的政治态度)和后续调查(询问受试者是否参加了游行),受试者两项调查的劳务费各为100港元。

  实验结果是:第一,短期激励(支付受试者报酬)使得2017年参加7·1游行的人数增加了10个百分点。第二,短期的奖励能够导致长期的政治参与,2017年的“激励”使2018年上传调查数据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论文还称,这种持续政治参与的促进,不是通过改变受试者的政治信仰、倾向或态度,而是与社会互动存在关联,“比如在游行现场建立的政治友谊”。论文的结论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参加一场抗议的激励措施会增加随后抗议活动的出席率;另外,社交网络层面的动员对于持续的政治参与也非常重要。

  该论文的署名作者共5位。第一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兹廷,第二作者坎托尼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其余3位作者分别就职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哈佛大学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其中一位作者曾长期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论文注释里提到,他们得到了欧盟下属的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资金支持。

  多国学者批评论文不道德

  该论文之前曾以美国全美经济研究所的会议论文出现过,其中两名作者是这个研究所的成员。论文在附录中声称,他们在实验干预前“获得了香港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但“在进行实验两年多后,2019年11月28日,香港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致信我们,要求我们删除引用香港科技大学批准我们研究的文献。他们认为,我们的研究超出了提案所批准的范围。我们在回信中明确拒绝了科大的要求。我们认为论文并未偏离科大批准的拟议研究。”

  纽约新学院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桑托斯在推特上质问:“全美经济研究所难道没有伦理审查委员会吗?”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格雷滕斯发推特称:“显而易见,从道德伦理来说这篇论文是非常有问题的。”来自英国柴郡的会计师格兰特也批评道:“这种做法令人震惊。论文得到伦理委员会批准了吗?它是如何以这种不道德的做法发表的?”印度学者库玛写道:“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应该研究一下这些学者的道德水平到底有多低。我想知道,如果用钱刺激他们发表文章,他们会做到什么程度。”

  还有网友讽刺说:“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第一,香港示威的规模由于一些实验人员的鼓励而被夸大了;第二,许多受试者并不想抗议什么,而是为了获得友谊。”美国“亚拉巴马之月”网站称,没错,香港就是培养皿,在欧美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付钱让香港学生参加游行活动,并衡量这对他们以后长期参加这类行动“是否有用”。

  吕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想类似的论文,如果用于美国国内政治研究,是不会被允许发表的。论文中涉及的一些数据,已经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他说,这种论文能公开发表,一方面证明美国已完全无视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稳定,“甚至希望某些目标国家不稳定”;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在香港国安法出台前,香港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存在的严重安全缺失。

  香港大学生开始冷静

  过去几年,大学生在香港反政府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包括在2014年“占中”运动中发起罢课,以及在2019年反修例风波中为示威者提供物资及法律支援等。不过,香港多所大学近年加强了对学生会的监管,而自去年6月底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反政府学生活动已明显减少。

  多年来,香港大学学生会以经常与校方唱反调、主张抗争著称,但据香港《东方日报》5月29日报道,香港大学新当选的学生会会长郭永皓表示,当选后,不会主动举办“有机会违法”的活动,而会尽量与校方保持沟通。另据香港《明报》5月31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近来态度也有所改变,称在注册社团或公司时,会考虑配合校方要求。

  自称“革命残火”的学生组织“光城者”,其成员在上月5日潜入香港一所中学行窃,企图盗取化学品时被警方擒获,从其中几人的住所起获“港独”文宣品及旗帜,后有5人被警方以涉违反香港国安法扣留调查。《香港仔》日报为此发表社评称,此次入校行窃的主要是高二和高三的学生,5年前正是他们刚刚升入初中、思想易被误导之时,“如今回头看,教育界亦应反省,放任‘独派’入校,只会荼毒学生沦为别人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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