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卡“摘星”到底意味着什么?

出品 | 虎嗅医疗组

作者 | 陈广晶

题图|东方IC


6月29日,工信部宣布取消通信行程卡的“星号”标记。消息一出,直接被顶上了微博热搜,此后,围绕这一话题的讨论热度一浪高过一浪。


行程卡“摘星”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6月30日)吴尊友发表微博解读工信部此举的意义时也指出,行程卡“摘星”不意味着动态清零政策的放松,更不意味着中国将要走西方国家新冠防控所谓的“躺平”路线。而是“是精准实施防控策略措施的具体表现”。


更重要的是,这项规定还有包括有利于新版新冠防控方案的落实、不再为那些过度防疫,甚至防疫“压倒一切”的做法,提供任何借口等一系列好处。


尽管吴尊友上述发言引起了很多争议的,但是其中透露出的信息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从本质上说,行程卡“摘星”背后,不仅眼前的有利出行,还蕴含着防控思路转变的另一种可能性。


为什么“加星”?


行程卡诞生于2020年疫情防控之初,是由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推出的,其目的是为了记录行程。


吴尊友在其发文中详细介绍了赋予“星号”的规则和意义。


通信行程卡的“星号”标记,表示智能手机用户此前14天内,到访过当时存在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的某个城市或某些城市,并不表示用户实际到访过这些中高风险地区。吴尊友还特别强调“标记仅作为出行提示,不关联用户个人的健康状况”


给存在中高风险区域的城市的所有市民,都赋予星号,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将有感染风险的人纳入到防控视野里。


尽管行程卡的页面上会注明标星只能证明所在城市有中高风险区,不能证明这个人去了中高风险区,更不能说明其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在时间操作中,部分地区“一刀切”,直接将行程卡有星号的个人拒之门外,甚至不能乘坐高铁等公共交通。


“星号”涉及的范围,最小单位是市。而在中国一座城市的的规模往往很大,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仅按常驻人口算,规模在千万人以上的就有14个。其中,人口最多的重庆达到了3205万人。


按照2020年2月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县市区为单位,14天没有新增病例是低风险区。一旦14天内有新增确诊病例,就会成为中高风险区。


在5月底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丹丹曾经介绍过中风险划分标准,进一步细化为:原则上,以居民小区、自然村、单位等为最小划定范围,可适当扩大至毗邻风险区域,划为中风险区的标准是,14天内累计报告不超过10例阳性感染者,或者发生1起聚集性疫情。


也就是说,只要某城市里,有一个单位在14天内出现了确认病例,或者出现了聚集性传播,那么整座城市人的出行都会受到影响。可谓“牵一发动全身”。


病毒学专家常荣山指出,这实际上是未经“县区以上政府检定”,就推定了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是感染者。


虽然名义上是中风险区域内人员足不出户,实际上,是全市的人都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


常荣山告诉虎嗅,“这在我们还不了解新发传染病,比如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刚爆发时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好的检测方法,传播途径也不完全清楚。但是,这是种万不得已的方法。”


对此,吴尊友也称行程卡加星“在疫情形势严峻的早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什么“摘星”?


然而疫情特点并非一成不变。最显著的变化是,病毒传播力已经越来越强——R0值从原始毒株的2.5左右变成了9.5,也就是说,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者,最多能传染的人数可以达到9到10个人。


这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巨大压力。进入2021年年夏天以来,中国千万人以上级别的城市几乎都曾爆发过较大规模的疫情。特别是冬春季节,传播人数在千人以上的疫情几乎成了常态。


4月份,全国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总数一度达到404个,涉及40多个城市。


这势必使更多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到了5月份有人不堪其扰者,给工信部的“部长信箱”写了一份信。信中提到“行程码(卡)目前只显示到地级市,对地级市内防控工作精确化带来不便,也不利于民众出行,强烈要求三大运营商按区域对基站分组,信通院将行程码显示行程具体到县一级”。


工信部在回信中指出“通信行程卡”分析的是手机信令数据和话单数据,所以产生行程数据的前提是用户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产生了信令和话单数据。受技术原理所限,行程卡的查询范围只能说,国内只能精确地市,国外精确到国家(地区),暂时无法精确到各地市(含直辖市)的区县级。


行程卡“摘星”到底意味着什么?


工信部回答了,又好像没回答。到底能还是不能呢?


对此,有专业人士分析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涉及的人数太多,全国十几亿人产生的实时数据,需要每间隔一段时间与基站信息“互动”,后台收集数据、分析、形成数据库。这个过程产生的数据非常庞大,如果想做得更加精确,不仅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也会增加成本。


也就是说,并非技术上不能,而是当时的防控要求和运营模式——普通用户免费查询之下,成本与产出达到了某种平衡,精确度已经处于最佳。


遗憾的是,这个平衡,被新版疫情防控方案打破了。


从第九版新冠疫情防控方案看,中风险的划分标准已经变成了: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停留和活动一定时间,且可能具有疫情传播风险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


尽管有研判风险之说,实际上,还是增加了认定为中风险区域的可能性。如果还是用老的那套行程码算法,“现有的系统这很可能崩溃。”有业内人士指出。


此外,精准防控的策略,也使得这个功能更加“鸡肋”。对此吴尊友在其发文中也有明确的说明:


“随着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的不断完善,对于高风险区/中风险区的划分和防控管理要求更加精细化、精准化,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的提示作用,在新防控策略的具体实施中的难以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行程卡“摘星”,已经势在必行,而工信部也确实及时反应,做出了这个决策。


或许只是第一步


行程卡“摘星”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担心影响风险提示。


而这样的担心也与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新特点有关。


6月2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介绍了这一新毒株的特点,包括变异株潜伏期短、病毒传播能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避能力,传播的隐匿性强等。


这些新变化都令疫情防控工作压力增大,也是去年冬天以来,疫情呈现出“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增长快速,疫情多点散发,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等特点的重要原因。


根据雷正龙介绍,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4到5月之间,在大连、苏州、宁波、厦门、青岛、广州和成都等7个城市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试点研究工作。这也是修订防控方案的主要原因。


从发布会透露出来的细节看,敌人虽然更“狡猾”了,但并非“无敌”,只要抓住它的“七寸”,也一样是可以“制服”的。


比如:在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王丽萍介绍说,奥密克戎的潜伏期多为2至4天,绝大多数可以在7天内检出。


参考这一特点,新的防控方案,将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7”调整到了“7+3”。


是不是还可以做更多调整?


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向虎嗅表示,目前的行程卡、健康码背后,都是假定已经被感染了、或者是密接者,必须给个“红码”、“黄码”。这样造成了很多的误伤事件。也并不难避免。


有相关专家告诉虎嗅,流行病调查中对密接有严格限定,对于呼吸系统传染病,至少要在密闭空间内接触2个小时以上才能判定是密接。


另有专家也指出,在城市里,密接的判定虽然没有暴露事件的考量,但是还是有距离上的要求,比如要在1米或者2米的范围内。实际操作中,如果与感染者共处一个房间内,如:办公室,也可能会被认是密接。


即便是密接也并不都会确诊或核酸检测阳性。需要面对的现实是,奥密克戎虽然传播力强,R0值却不是无穷大。


“住在一起的一家人,有的被感染,有的没事儿的案例很多。”常荣山向虎嗅指出,如果只是通过大数据精准定位最早发现的感染者,去筛选和他在过去的2或者3天在时空上有密接的所有的人,通过短信、电话通知他们去接受检测,这样,他们就可以“自证清白”。这样就只有非常有限的人会被赋以“红码”或者“黄码”,不仅效率更高,而且更加有法可依。


“而且健康宝上,是不是要全部列上核酸检测情况、体温情况等等信息?”他问。


常荣山认为,健康宝中,最重要的信息应该是疫苗接种信息。从取消机械式限制所有人的行程码,到公民主动接种疫苗,才是流行病防控痛点、难点,提高公民对传染病的认知是根本之道。毕竟,现有的逃避行程码检查、故意不带手机等行为,有些还难以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处罚。这种转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结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不久发布的一项多中心临床随访研究——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和马昕教授领衔,其结果显示:纳入研究的3万多名初始表现为非重症、无不稳定性伴随疾病的奥密克戎感染者中,只有22人进展为重症,总体重症率0.065%。


且重症患者中,未接种疫苗的比例超过54%,非重症患者中未接种疫苗的比例仅为24.2%;全程或接种了加强疫苗的患者病毒脱落时间更短。这些都指向了疫苗的有效性。


更多新特点之下,行程卡“摘星”或许只是精准防控强化升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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