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需要对全球经济滞胀未雨绸缪

“增长显著放缓+高通货膨胀”组合,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必然面临的挑战。对于及时控制疫情、主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国,也需要未雨绸缪。

许维鸿:需要对全球经济滞胀未雨绸缪

先说说通货膨胀。客观说,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直到今天依然还幻想着后疫情时代的通货膨胀是“暂时的”。这与一些经济学家对美联储关于通货膨胀的提醒,形成鲜明对比。加上巴西、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水平接连“爆表”,全球范围内的通胀风险化解,还得等到2022年。

再说说经济增速。全球复苏的步伐突然减速,恐怕更是出乎美联储的预料。常识性的经济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只不过美联储的目光只盯着美国当权者和富人的需求:为了对抗全球性的疫情,各国都被迫祭出经济刺激计划,而这些“超常规”印刷的钞票和政府财政赤字,只是暂时性维持住了经济没有“断崖式下跌”。其红利和财富却大多流向权贵资本家,加剧全球的贫富差距;全球的大多数人在疫情中实际收入下降,如果他们都因此没有了消费能力,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怎么可能持续呢?

当然,站在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的角度,这一轮全球经济滞胀并非灾难性的,也不宜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进行类比。但站在美国的角度,欧美财经媒体频繁回顾70年代的能源危机以及之后长达十多年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熊市,更多是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美国10月的CPI 季调后同比增速6.2%,远超预期的5.9%和上月的5.4%,是1990年以来最高增幅;核心CPI季调后同比为4.6%,达30年来历史最高;加上美国股市的估值水平也在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国债收益率则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似乎一切都在按照40年前的剧本在推演:投资机构担忧美元资产在2022年“股债双杀”。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面临金融危机威胁的不只是美国。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土耳其为首的诸多发展中经济体遭遇全球滞胀预期打击,正在经历“股债汇三杀”。汇率从9月底的1美元兑8土耳其里拉,短短一个半月就突破1美元兑12土耳其里拉的水平,十年国债收益率已然高企超20%。未来一旦外汇储备耗尽,政府岂不需要呼吁国民拿出黄金共渡难关?

土耳其面临的国家金融风险,虽然有其地缘政治的特殊因素,但这在G20国家中绝非个例。南非、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的通货膨胀率都已超过5%,个别国家甚至超过10%,这也让这些新兴国家的中央银行把基准利率不断提高到近20年的最高水平。

全球性的通货膨胀预警,终于让越来越多的美联储官员承认,美国本土的通货膨胀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22日,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获得拜登的连任提名,也让市场猜测他的第二个任期将“由鸽转鹰”,加速美元的货币政策收缩进程。其实,美联储并非只有“鹰”与“鸽”两种选择,它可以采取结构性宽松态度,一方面继续政治正确地购买美国国债和开发性金融债券;另一方面,加速提高名义基准利率,以维持美元实际利率尽快走出负利率阴影,进而对抗通胀。

可见,一旦认清通胀风险,美联储明年必然加快加息步伐,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很可能将面临类似上世纪70年代全球滞胀的背景,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资本回流美国的风险,需要IMF时刻准备四处救火。当然,不同于70年代的是,这一次滞胀的主要诱因还是短期的新冠疫情,而不是深刻持续的能源危机,毕竟今天的美国有能力通过释放本国能源储备和产能,防止全球原油价格失控。

对于中国,虽然在2021年下半年似乎也面临滞胀的风险,但背后的逻辑跟美国完全不同。中国后疫情经济复苏减速,主要原因是对房地产泡沫风险的去杠杆,以及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企业环保成本的上升。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则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输入型通胀,表征就是由制造业成本PPI向居民消费CPI传导的过程。

好在今年对中国CPI影响颇大的“猪周期”处于历史低位,猪肉价格低迷极大减缓了对CPI的冲击。通过笔者近期对生猪产业的调研,猪肉价格由于产业自身因素导致的价格低迷将至少持续到2022年二季度,甚至是三季度,农业部门有充足时间进行逆周期调节,将“猪周期”熨平,以防止明年的通胀水平失控。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国家重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将是2022年最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其中很多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伙伴国家,也是中国未来外贸增长的潜力地区。因此,如何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宗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贸易、贸易带动金融货币合作、寻求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共同协助相关国家顺利度过后疫情时代的短期滞胀,实现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赢。这既是2022年中国经济的挑战,更是机遇。(作者是甬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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