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封疆大吏进京为何喜欢住寺庙?

清代,随着进京人员的不断增加,住宿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发生了变化。如有什么“状元吉寓”,官员“驿馆”及内外蒙古进京的王公大臣及商人的“内馆”、“外馆”等,乃至招待漂洋而来的洋人也有了“会同馆”。外地进京公干的各级官员,不会去住“鸡毛小店”、“大车店”,也不喜欢住“驿馆”、会馆,官品大的人选择住在庙里,故有了“庙寓”之说。

清朝封疆大吏进京为何喜欢住寺庙?

法源寺

“庙寓”的历史十分悠久,元曲《西厢记》和小说《儿女英雄传》的故事都发生在庙里。清光绪年间李虹若著、多次再版的《朝市丛载》,是一本很生动的北京旅行指南,书中就记录了北京开设有“庙寓”的31处寺庙。1923年由徐珂编纂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中,列举了北京有“庙寓”的寺庙146处。能办庙寓的寺庙都是有些规模的,清代有贤良寺、法华寺、法源寺、慈云寺、柏林寺、水月寺等大庙。那些遍布城乡的土地庙、财神庙、城隍庙、火神庙等,即便香火旺盛也没有庙寓,因为庙小房少。到了民国期间,来京人员增多,像土地庙之类的小庙也开设庙寓,据记载在1923年时至少有五个土地庙有庙寓;火神庙有四家有庙寓。北京的关帝庙都不大,但至少有九家设了庙寓。土地庙、火神庙、关帝庙的客人以普通老百姓为主,多为做小买卖的。小庙开办庙寓时,北京已有了不少大旅馆,达官贵人和富贾是不屑于住庙里的。

早期的庙寓交通方便,像贤良寺、法华寺等离东华门很近,便于住在这里的封疆大吏、外省总督等进宫议事办公。贤良寺在东华门的金鱼胡同附近。《天咫偶闻》云,贤良寺系“怡贤亲王舍宅为云”,“以其地近东华,外省大吏入觐,辄喜驻此”。大庙有规模且清静,“寺复层瓦云构,闲院花飞。粥鼓晨宁,炉烟画静。地无人迹,竟日苔封,洵精蓝也”。李鸿章是晚清的封疆大吏,又在直隶、两广当过总督,他不想住在驿馆里,在京也没有房屋,每次来京都要住在贤良寺内。1900年庚子事变时,清廷召李鸿章进京与洋人交涉,他就住在庙内,并在庙内设了办公处,是与八国联军讨价还价的地方。

清朝封疆大吏进京为何喜欢住寺庙?

图为李鸿章(前排右二)代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

贤良寺内曾有山门、碑亭、经楼、大殿等,其中有乾隆御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碑。现今庙不在了,御碑已迁到五塔寺,其庙在历史上的故事,不可忘却。

法华寺在北京至少有三处,其中有故事的是东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此法华寺建于明代景泰年间,是太监刘通、刘顺兄弟“舍宅为寺”,被称为“其巨为东城诸刹之冠”,大庙有大殿五重,建制雄伟。庙寓设在西院,即海棠院。海棠院内“海棠高大逾常,再入则竹影萧骚,一庭净绿。桐风松籁,畅入襟怀,地最幽静”。因“地最幽静”是达官贵人常住的地方,是北京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恭亲王等负责与洋人交涉的官员,在庙里设“巡防处”,白天谈判,晚上入住海棠院。他们在这里签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和议既定,诸大臣于此延见洋人,是为京师交涉之始”。

庙寓存在的原因很多。学者方彪在《九门红尘》中云:“京师有‘寺庙甲天下’之称,仅佛寺就有一千余所。大中型的寺庙不但建筑规模壮丽,而且寺内环境舒适,翠柏修竹,劲松古梅交映成趣,诚有闹市园林之雅。客房之中轩敞别致、窗明几净,可谓士人之居。斋堂素餐,清淡可口,实胜过市厨之味,于是封疆大吏们进京之后纷纷择庙而居。”

最高档的庙寓则属设在寺庙中的“行宫”了,京郊的卧佛寺、潭柘寺、万寿寺、慈云寺等,都曾有皇上的“九龙宝座”,供皇帝旅途中休息。万寿寺则是慈禧去颐和园必经之路,庙里有供她吃饭、喝茶和抽鸦片的场所。后来庙寓渐渐衰落,原来住客人的殿堂房舍多改为停灵处。贤良寺、法华寺先后开设了殡仪馆和停灵处,差不多营业到上世纪50年代初。

清朝封疆大吏进京为何喜欢住寺庙?

万寿寺

庙寓与旅馆相比有些“清规戒律”,通常不接待女眷,除茶水、素斋外,不提供荤菜和酒。房客所付的房租称“香火钱”,收多收少因人而异。李鸿章、袁世凯等大吏住在庙里,所施舍的“香火钱”是很多的,故而许多僧人背地里称他们为“财神爷”。

开办庙寓的寺庙,一般都是由小和尚、小道士充当服务人员。有些经常住庙的官员会带仆人之类人员,因此庙里不用外人。北京常年有庙会的大庙,如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等,一般不设庙寓。一些设庙寓的大庙,如长椿寺在民国时还装了电话,足见生意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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